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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的博客

为日常化的理想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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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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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活方式与观念  

2007-12-06 23:05: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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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活方式与观念

——由《山南水北》引申的

 

李少君

 

   古人说:“文如其人”,真是在确凿不过,我这里则想将这句话再引申一下:不同的人写出不一样的文学作品,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会支撑不一样的写作。具体来说,我想从韩少功与他的《山南水北》谈起。

   有一个朋友对《山南水北》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合适的评价,他说《山南水北》是老少皆宜,朝野皆宜,村夫白领皆宜,书斋市井皆宜,有为无为皆宜,出世入世皆宜,修心养性和奋发图强皆宜。听得我有点发懵,细细一想,却有道理。

   关于这个,也许还是要从文学观来谈起。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关于西蒙娜·薇依的评论中反省说:现代以来,文化界推崇的英雄居然多是偏执狂、疯子、置人格于不顾者。而稳健的作家如歌德却被认为显得保守。苏珊·桑塔格对这种畸形的趣味不以为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一个追求健康的时代,却认同病态。苏珊·桑塔格颇具洞见。当然,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还有些复杂。苏珊·桑塔格所讨论的主要是西方社会,但由于西方在现代以来占据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具有权威乃至主流的引领,这样的风气自然地影响到其他地方包括中国。近些年来中国诗歌界不断传来的诗人杀人或自杀事件,就值得思考。

   苏珊·桑塔格所讨论的文学观问题,在我看来,背后有两个背景,一是时代的不同,一是宗教的背景。西方启蒙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张扬其优美、高大、健康的一面,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及其所描绘的人物,都是强调丰满厚重强壮的。而到了后来,一、二战之后,怀疑论消极论占据上风,上帝死了之后,信仰道德崩溃,人也无所适从,异化、萎缩、无聊的文学艺术与其所描绘的形象,成为主流,这也许也是人的一面,但显然不是全部;二是西方宗教基督教中,本就极易产生出决然对立区别的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一元论价值观。在上帝与天堂的对立面,是魔鬼和地域,所以围绕这一基本母题,西方文学里充满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灵与肉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文学作品总是描绘处于焦虑、紧张、不安、变态、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的人和生活,总是激烈的、暴力的。自杀、自残乃至杀人、虐待,在西方现代屡见不鲜。这也许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矛盾和问题,但显然也不是全部。就我们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真实情况就可以知道,“对抗”、“斗争”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在这样的文学观的引导下,苏珊·桑塔格说到现代以来的的人的萎缩、卑贱的文学形象就不难理解。

   而中国古代就有一套不同的价值观,中国古代强调“阴阳互补”,“天人合一”,阴和阳、天和人虽然也有区别,但从来不是绝对对立的,更多是互相融合补充。所以中国价值主张是中庸和谐,强调外在与内在的统一,强调平衡协调稳定。中国古典文学强调自洽,自我和谐调节的理念,强调内在超越,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外在的宗教。强调入世实用的儒家就找到了强调出世超越的道、佛来平衡,所以有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说法。而文学也就承担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发挥了其自我升华超越的功能。以至蔡元培有“以美育代宗教”的想法。关于这种文学观念,当代作家史铁生有个说法概括得很恰当,他说:文学不是拳击,要打倒对方;文学是跳高,是不断地自我超越。

  在我看来,中国的这一套文学价值观,表现得最为典型的要数苏东坡。苏东坡一辈子颠沛流离,却乐观幽默,随时随地寻找快乐,他总是能很快地适应环境,自我调节,而且,他从不消极堕落,他总是要做些事情。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东坡不,他“穷”时也决不限于独善其身,你看他在海南期间的表现就一清二楚了。他本是被贬来海南,但他很快沉湎于海南的秀丽自然风光:“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风从海上来”;也很快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他甚至着手开始设帐兴学,在他居住的“载酒堂”,渐渐出现了“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的风气。以至《琼台纪实史》中称:“宋苏文忠功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都化日兴,琼州人文之兴,实自公启之”。苏东坡一生超脱开放,他视万物为友,“侣鱼虾而友麋鹿”。他凡事宽心,“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在没有美食的时候,他甚至自己动手研制……苏东坡的乐观大度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只要一说到苏东坡,就会会心一笑。

   在我看来,韩少功也是一个这样进取又超脱的形象。只不过他不是一个古代的士大夫,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以还是有些不同。而据我所知,韩少功最欣赏的一个文学人物,就是苏东坡。韩少功与苏东坡的同与不同,可以在他的《山南水北》里找到根据。

   2000年,韩少功怀着向下发掘、寻找中国的“根”的想法——这也是他“寻根文学”理想的又一次实践,决定到乡下“隐居”。他也是很快地沉醉于自然的山水,“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他也与万物为友,他写植物,“你想象根系在黑暗的土地下滋滋滋地伸长,真正侧耳去听,它们就屏住呼吸一声不响了。你想象枝叶在悄悄地伸腰踢腿挤眉弄眼,猛回头看,它们就各就各位一本正经若无其事了”。”他写动物,“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有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让人想起优雅贵妇”;至于他与邻里乡亲打成一片,书里比比皆是,就不用多说了;在乡下时,韩少功还到处“化缘”,与众乡亲一起为深山修了一条路,并写了一篇碑文,称:“自古危梯险径,一朝变通途”。在书里,韩少功也阐述了他关于万物循环的自然环保观,他对人情世故、风土民俗的体贴,他对时弊与习见的批评乃至批判……总之,韩少功的方方面面,在书里都基本上得到了展示。

  概括起来,我觉得苏东坡与韩少功最大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拥有健全的人格,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与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种开放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精神。虽然他们的切入点可能有些差异,但他们无疑都是作为人的理想楷模和榜样,这内里,中国的传统道德文明所起的作用是显然的。所以,他们的著作,才象我那个朋友的论断:老少皆宜,朝野皆宜,村夫白领皆宜,书斋市井皆宜,有为无为皆宜,出世入世皆宜,修心养性和奋发图强皆宜。不是那种我们读了,却不敢向他人推荐,尤其不敢向自家的孩子推荐的书。

   若说韩少功与苏东坡的不同,也很明显。苏东坡一生基本处于逆境,但他总能解脱,乃是他有一整套的相对稳定的人生观哲学观,比如他认为人不过是暂时寄寓天地间的一个过客,所以他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但他又能于虚空中执着,所以每到一处,必留下一些人生痕迹。有了这么一套比较成熟的思想,那么,飞来横祸,外来的打击与攻讧,就都不能轻易将苏东坡打垮,因为他有一个坚强的内心。韩少功则不一样,他处于一个时代的转型时期,旧规已破,新规未立,所以他总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乃至左与右的冲突与矛盾中来回寻找,所以他有时还经常处于紧张、忧虑乃至急燥之中,试图探索出一条道路,这也是他大量的随笔及《暗示》等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韩少功是一个现代探索者,前行者,也许还有点冒险,他是自觉而主动的,因为没有现成的结论和范式在等着他。他,也许还有以后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的摸索着,寻找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们的形象,从鲁迅以来就是如此,只不过以前比较激烈,如今相对平和,有些人性情执拗一些,韩少功相对宽容大度,使他看起来从容、淡定一些,尤其是到了《山南水北》,他似乎放下了很多东西,更加不慌不忙了,他是找到了他的“道”吗?那个“道”就是自然吗?我不知道,虽然古人说“道法自然”。

  不过,他找到的“道”与自然总是有点关系的,这在《山南水北》中隐隐约约不少地方有所透露,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你仔细读,会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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