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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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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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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键是谁?  

2007-03-27 23:20: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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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键:忧患意识与生俱来


刘敬文


杨键属于那种活在传说中的诗人。
工人身份,皈依佛教,吃斋,禁欲,这些在现代社会眼光中的“意外”成为杨键日常生活的常态。
杨键的手机打不通,记者打到他家里,把访谈邀约跟他详细说明,他说:“我试试吧。”两天后,记者在邮箱发现他的“回答”,大惊,有些回答根本就是一首诗。

诗之源,来自困惑和惊奇

晶报:为什么会写诗?
杨键:因为水。
因为柳树太美了。
因为暮色里拖着犁铧的老牛太悲怆了。
因为我舅妈,她从来不上桌子吃饭,她是那种旧时妇女。
因为我小舅饿死时才七岁,那时距离我出生还有七年。我从未与他谋面,
有一年在报国寺我竟能想起他。
因为我小时候在西游记里读到的那条被放走的红鲤鱼。
因为破旧农舍前的一棵桃树,它开花了,自在美丽。
因为我在去皖南的路上,曾见过落日在田埂上的粪桶里放出的光芒。
因为某种神秘的气息。
凡此种种,可以列出很多,说到底,诗之源头,来自困惑和惊奇。

晶报:你认为“诗人”这个身份对你来说重要吗?
杨键: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当何其芳变成了养猪场的饲养员,他的诗人身份消失了,太多的身份在那个年代都曾遭遇过灭顶之灾,而在民国时期,梁启超、康有为他们在学问做得好的同时还是一位诗人,那时的画家也是诗人,有诗人的功底,否则也画不上去,所以说,在民国时期,学问家、思想家、诗人、画家,还是一个人,那是一个艺术的黄金时期,人人都有一个身份,而且很丰富。现在不同了,都是一个个个体,而且身份不明,同自己的母体文化没什么关联,这一方面受了西方的影响,还有其他诸多因素的干扰,持续到今天,身份基本上是消失了,没有多少人再是儒家、道家、佛家身份,而诗人的身份经过这些年功利为上的洗涤以后,更是为人所不齿,在此之前,也就是不远的民国,诗人的尊严是文化制度给的,也是世代以文为上的传统赋予的,由此看出这不是诗人的不幸。中国曾经是一个以诗为本的国家,看看皖南那些白墙黑瓦的民居,我们就知道连中国的民间也是多么地富于诗意啊,有时我甚至想,除了白色,还有什么颜色敢于和大地连接?这一定是诗人的发明创造,不会是别人。身份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的身份证上只有家庭住址,归哪个派出所管。身份实际是一种命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嘛。比如说,一旦我们有了一个儒家的命名,我们立即可以找到自己的源头,找到孔子或文王,而诗人的身份命名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类似于《诗经》、屈原这样的源头,以及它世世代代的流动。我一生的愿望都是为进入这条秘密的长河,这才是生生不已的大生命。身份的消失,从“五四”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正处在非常缓慢、非常艰难的恢复过程里。

晶报:你远离诗人圈子,你是否认为诗人不需要一个所谓的“圈子”?
杨键:我不喜欢孤独这个词,人怎么可能孤独呢?总有什么东西与他发生关系。人与世界是同一体,孤独与寂寞都是不可能的。我也想有一个圈子,但条件不充许,我得在家里奉养老母,何况这些年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谁会跟你谈文学呢?但隔绝也是必需的,其目的是为了养气,养静气。西方文学里是不讲这种(文)气的,但这种养好的气也容易丢掉,这里有一个孟子讲的善养的问题,它首先益己,亦可益人。那种你来我往的生活我也并非全然不需要,经过这些年,我还是发现了空白对我的益处,人惟有在空白的时候才能与天地相往来,但这也并不排除一小片芦苇,或是几声鸟叫,对我的养育。

由佛向儒,由儒到佛

晶报:坊间传播着一些你的传闻,关于你的独特生活,“工人,皈依佛教,吃斋,禁欲”,学佛静修给你的生活和诗歌带来了什么?
杨键:这些传闻在脱离传统文化教育的人看来觉得意外,而在古代诗人那里只是一种生活常态,他们的日常生活即是这样,苏东坡等皆是如此。人世间有些秘密渠道的敞开往往是以一桩悲惨的事情为其源头,在我也同样如此。我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开始习佛的,它以认出自我为宗旨,而在没有认出自我之前,长河即使存在,对于我们而言,也并不存在。当然我也是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知道,我必须首先是个儒家,其次才是个习佛者,因为儒是基础,这基础不能薄弱,我是由佛向儒,以后希望自己能更深入地由儒到佛,梁漱溟即是如此,没办法,这些神秘的进程,有自我也有时代的原因,当然,内佛外儒这是最好了,梁先生晚年基本如此。中国有一支浩荡的认识自我的队伍,从东汉末年一直延伸到现在,其漫长的雷厉风行的禅者作风—有话可说三十棒,无话可说三十棒—将多少二元论的头脑打得粉碎。我是在习佛的那一年才知道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分野,在此之前,并不知道我们自己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

晶报:你年轻时会经常苦思生活的意义吗?
杨键:我从来都在思考生活—实际就是生命这桩事。弘一法师侍者梦参问他天天闭目坐在那里干什么。法师说,我在想自己还有什么过错,近来我母亲病了,在熬完药倒药渣的那一刻,我的心好像陶醉在那些药渣上。生命的托身之物往往就是几粒药渣,它一览无余,你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晶报:最初写诗的杨键和现在的杨键对诗歌的理解差异大吗?
杨键:当然大了,早年我不可能在家里的桌案上供奉一团灰烬,它由一座山顶上取来,那里曾有一座寺庙,“文革”时毁于一场大火。那些山顶上的灰烬太神奇了,想想看,那么快,一根大梁就放弃了坚硬,一块布就放弃了色彩和柔软,一本书就放弃了文字,一座寺庙就放弃了存在。我长久地供奉这些灰烬,供奉久了,这些灰烬开始生出花边。我曾亲见一个孩子用他温柔的小手去试探灰烬的温度,这动作让我终生难忘。

晶报:诗歌在你的生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杨键:诗是可遇不可求的,人不可能天天都处在那种诗的状态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否写诗我都是一个侍奉者,这是泯灭自我的最好办法,而欢乐也由此而生。有时我也会擅离职守,从侍奉者变成享用者,神秘的欢乐就会变成公开的消费品,在瞬间消失。我理解的诗好像一只芦雁嘴里衔着的一束芦花,在我们看来这芦雁是美的,存在的,在它自己则完全虚无,它才能自在飞翔,它的目的只有一样,把芦花送走。诗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只芦雁吧,他不是那种在深夜的高空上哀鸣的鸟,这太常见了。忧道统之继绝

晶报:有评论者言,杨键是中国当代最具平民思想的诗人。他记录下的底层人们的生活情状,他的诗歌体现了对普通中国人命运的诗性关怀,你认为“忧生”与“忧世”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吗?而关注普通人命运是否属于诗歌的一项功能?
杨键:忧患意识我与生俱来,只是这种仅仅关注底层的平民思想与我认识的平民思想大不相同,人能像个人样,家能像个家样,国能像个国样,天下能像个天下样,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平民思想,这一思想源泉来自孔子。“忧生”与“忧世”是世代儒生的典型特征,忧的是什么呢?无非是道统之继绝,政统则无关紧要。
晶报:也有评论者言,杨键的诗歌最善于表达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悲哀,但受到题材和技艺的限制,对于当下的生存状况没有很好的表达,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也不足够,“无视着现代社会的纷繁复杂。独自重温着内心深处的乡村梦”(网友语)。你认为诗歌是否需要担负反思现代生活这样一项责任?
杨键:我的每一首诗都在反思现代生活,这位网友可能并未认真读过我的诗。
晶报:长久以来,我们国家里活跃在所谓“文坛”各处的“诗人们”久已丧失了自己的身份感。他们在写作的同时不知道自己是谁(庞培语),你认为受到西方诗歌影响巨大的中国新诗应当如何面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又应当如何面对现代西方诗歌对新诗的影响?
杨键:这个问题原来是很复杂的,现在想来,也很简单,不就是东西方两大资源吗?我早年学习西方,至1996年稍事结束,那时我心里只有西方,没有中国,而在学习本国经典时,我心里却只有中国,没有西方。现在情况已完全不同,它们是我的两大资源,平起平坐。只是我现在的中国基础,还太脆弱,我是在快要三十岁的而立之年才开始学习的,这也是千古奇变之一种吧,东西方的交融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面貌,在什么时候结束,现在根本就不知道。

不上网,不会打字

晶报:你平时上网吗?是否关注网络诗歌?是否关注网络诗歌论坛?
杨键:我不懂上网,连打字都不会。

晶报:你的诗歌在网络上得到不少的关注,2005年“天涯论坛”“诗生活”网站还召开过“杨键诗歌虚拟研讨会”,你认为网络的出现会对诗歌的写作和传播有何利和弊?
杨键:没有发言权。

晶报:有人说现在诗歌的读者不多,也有人说诗歌只有拥有真正的读者就可以,边缘化才是诗歌正常的状态,你认为呢?
杨键:正如上面所讲,诗的边缘化不是诗人的不幸,而是国家的不幸。没有诗意的人或者没有诗意的民族一定是僵硬而又缺少生机的,诗歌读者稀少我认为是有人希望这样。在古代,礼乐教化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也位列其间,这样的福气我们生下来就没有,这又能怪谁呢?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晶报:你认为为什么会有诗人和诗歌?
杨键:这个问题很深奥,我认为有两个基本源头,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像孔子、老庄、佛陀,包括他们各自出色的历代弟子们,这些人类中的圣者和贤人们才是诗人的源头,才是真正的诗人,他们始终在诗歌的状态里,随时可以作诗,孔子若不是诗人怎么会删订三百零五篇的《诗经》?而庄子天马行空,老子质朴、广大、精微,佛陀就更不用说了,连最短的二百来个字的《心经》也非我们人生所能简单地到达,而我们则是偶尔处于那种诗的状态,不能成片,如一串拆散的珍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他们靠自性说话,而我们则是游离出来,不能与自性相呼应。

晶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停止写诗?
杨键:中国在写作临终诗方面的传统由来已久,特别漫长,陶渊明、李白,包括许多僧人,数之不尽,诗之国度由此可见,同时我们也可看出,古代诗人一直到死都在境界之中,从容、饱满、祥和,现以陶渊明和隋末最伟大的僧人智恺的临终诗为例: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
一随朝露尽,唯有夜松声。(智恺)

两首诗都表现了那种与自然同化的决心,诗的书写在死亡之后结束,而他们又将自己交付与了自然,自然会代替他们继续书写。死,在我们这些受了唯物主义熏陶早已忘了自然之道的人看来好像真实存在,在他们却再自然不过,他们安然受死。死是对他们是否遵循了自然之道的一次考验。王维四十来岁上终南山是为死作准备、作练习,二十年后他迎来了自己的死,但是,王维的写作停止了吗?我们要相信精神不死,王维的写作从未终止。当然,自然之道也并非那样容易遵循,任何挣扎都有违于此,又有几人能做到呢?总之,死并非到此结束,一了百了,而是与所谓的大化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古代文人,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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