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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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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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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报·大学人文版》推出十位青年俊才专栏  

2009-09-11 09: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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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报·大学人文版》2009年8月21日推出十位青年俊才专栏,本人为之撰写“推荐首文”《对新文明新文化的构建》,见本人新浪博客。

 

 


    在以西释中九十年之后的的今天,从中国的文化源头中寻找中国新的可能性,回到传统中国的深处寻觅和挖掘精神资源,找到一个值得我们想象与创造的“中国”,已成必然。这是继承中华传统和发扬人文精神的要务,也应是每一位中国文化青年思想深处的自觉。为此,本报编辑部联合十位青年诗人、作家、学者,隆重推出“从中国回到中国——在南方评论” 专栏。我们期望,以此催生一个新的、美丽的、盛大的文明“中国”。

                                                         ——本报编辑部

 


穆  文 1983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即将赴日本关西大学读博士。 
徐慕颜 1981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复兴文化论坛副秘书长。
陈  错 1983年生,诗人、青年批评家。 
杨庆祥 1980年生,文学博士、诗人、青年批评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茱  萸 1987年生,诗人、随笔与专栏作家,法学学士。现于同济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唐  磊 1977年生,曾就读于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获理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洛  盏 1986年生,诗人,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旭俊 1985年生,诗人、青年批评家,现为同济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曾在多家媒体发表文化批评及文化随笔。 
陈柏青 1983年生,现为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肖  水 1980年生,诗人、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现为复旦大学教师。

 

 “从中国回到中国——在南方评论”专版:
 
写作意见:

肖水:关于专栏的倾向,我个人的想法是“从中国回到中国”:从五四开始的“西化”在建国后虽然被迫中断,但在1980年代得到了轰轰烈烈的继续。时至今日,我们认为,中国在文化层面的“西化”,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此时,我们在将所习得的西方技艺转换为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的同时,更需要回头去中国的传统中寻觅和挖掘精神资源。因此,我建议大家的写作方向是结合现状,通过对中国传统进行多向度的理解和思考,重新构建中国的学术规范、评价体系、文学图景以及精神世界。

穆文:“从中国回到中国”——前一个“中国”,是当下的杂糅了古今中西的中国,后一个“中国”,是中国本土的固有的那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徐慕颜: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把“五四”(其实是新文化运动)变成中国历史上众多文化变革的“界碑”之一,之后在所有探讨中,都要从将中国切割为五四前、五四后,也就是“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二分法中思想解放出来,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丰富性和多阶段性,将“五四”作为中国思想分水岭中的一个,更加完整地把握自三代、秦汉至今的整个历史文化传统之中,重建中华人明的自信,而从古/今,中/西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

唐磊:  在“现代化”的总课题下,传统的再认识、再定位仍是一笔糊涂账。“从中国回到中国”的立意极好,但表达上却容易陷入历史和理论给我们留下的无数语义陷阱。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一般散沙还是一个整体?它与帝制中国的连续性和断裂在哪里?很少有人认真做出回答,所以“中国”还是一个多面向摇摇就变的万花筒概念。自然也就容易使我怀疑从哪个中国来到哪个中国去的疑惑。而且说“回到”是有那么一个可以归属的中国么?这都是问题。所以,如果强用中国,也许“走向”是更好的一种姿态。至于要涵括传统现代化这个大关怀,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心智上,我都存有“归去来”的茫然感。当然在责任驱使下,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也许不妨定位在“传统反思和文化血脉的接续”上。这是近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一直延续的课题。

茱萸:我的茫然感更具体到这个话题背景或语境下众人不同方向上的阐释或言说之可关联性上,我倒是担心自己无法更好驾驭这个话题。关于中-西、古-今式的评判方式宏观有余微观不足,深入到时代风尚或文本内部也许是更好的选择;我们的出发点似乎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古鉴今”或“古为今用”这个工具理性的层面上,文化遗产内部异象纷呈,取一瓢而窥全豹也未尝不可。当然,对中国传统进行多向度的理解和思考意义重大,我愿欣然而从。

洛盏:与其关注“重拾”中国传统,我更愿意关注何为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在当今中国的具体展现方式如何?我将从具体文化现象上分析,是我们真的将所习得的西方技艺转换为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还是恰是我们自己,使得中国传统沦为萨义德所说的“西方自我构建的它者”?何为中国传统非我所能驾驭,我可以以“排除法”的方式说说“伪中国传统”在具体文化现象上的展现。

刘旭俊: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然而,不借助外力又难以达到自我反思的效果。我试图借助西方的理论,再度阐释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否认的是,东西方的文化并非可以完全通约,借助西方的视角也很有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但是,这些都无妨,只要能够以新的角度来激活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愿意尽力而为。

陈柏青:我必须要老实说,我是用一个尴尬的身份,在一个尴尬的时间点,讨论这样一个议题。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议题,思考与争辩的层面,必然会跳脱出文化与文学,而与更多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面向扯上关系。如我们讨论“传统”,也争辩“西化”、也想象“中国”,但与这些词汇并置讨论的,随涉及层面不同而有各式应照点。一个例子是,我们在讨论六零年代台湾现代诗时,有“横的移植”、“纵的继承”之争论,西方技法与相关流派的移植,曾引起论战连场,但在简单的“中/西”、“古/今”对照之下,尚不能忽略台湾于日领时代受日本文坛影响养成的新诗传统,乃至当时是透过日文与日本文坛引介的西方思潮。亦及,“传统”是哪个“传统”,“西化”是谁转译的“西化”,“中国”又是什么层面的中国,问题变得复杂与暧昧。因此,之于专栏撰写,我的设想其实是很简单的,还是必须回到文本与史料,透过梳理台湾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或介绍相关文本,或描述文化现象,或介绍几个文人,看这座岛屿的文学发展,梳理其中种种纠结。

杨庆祥:我以为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的含混性和暧昧性,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等一系列关系到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和文化身份自我确认的大问题。我不认为会有一个“原初的”、“本质化”的中国存在,恰好相反,如果说“中国”(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修辞)确实具有某种意义,它也应该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借助不同的理论资源,从具体的问题出发,我们每个人理解的中国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如果历史存在黑格尔所谓的“合力”的话,则具体的“中国”可能会在这些讨论中浮出水面。

陈  错:传统的未必是好的,但多半契合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这些年过去,我见过许多和眼下“中国”格格不入的人——太多的牢骚者和抗争者、以及欲望萌动的国民,但几乎很少见到安于天命的人。我们怎么了?中国究竟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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