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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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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新红颜写作”及其相关问题  

2010-05-26 09:0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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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拓展”与群体的“指认”

——论 “新红颜写作”及其相关问题

张立群

 

在充分结合编辑、评选、评论等工作的基础上,李少君、张德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现诗界特别是网络诗界女诗人风起云涌的现象,进而联系以往的诗歌历史提出“新红颜写作”[1],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位批评家敏锐的目光与胆识。尽管,这一提法很容易让人想起世纪初诗坛频繁出现的代际划分、概念命名及其应有的历史惯性,但显然,与那些渴望为某一代诗人命名、划定范围的现象相比,“新红颜写作”是一次关于性别诗学及其具体指认的努力。而其指认方式明显带有澄清以往流行命名中性别意识模糊的倾向,以及在世纪初第一个十年初夏出场的时间,又决定其自身特有的“拓展”姿态。不过,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可知:任何一次命名的确立,都会产生随之而来的问题。本文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对“新红颜写作”进行一种历史的、理论的述析,并期待廓清几个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认识其价值与意义。

 

 

如果只是顾名思义,“新红颜写作”至少是以“新”和“红颜”两重定语决定了本身的时间和身份:“新”是相对于过去的,而“红颜”则揭示了这一命名的性别特征。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新红颜写作”出场的时空状态、构成方式等层面的内容,则会得出命名本身存在的“特殊性”。“真正地践行‘诗与人合一’的道路,我觉得这种诗歌写作不妨称作‘新红颜写作’,一种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与以往女性诗歌有所不同的现象。”[2]从李少君、张德明“海边对话”中得出的“初步概括”及其相关描述可以看到,“新红颜写作”首先体现了网络时代诗歌写作的特点。针对当前网络诗歌写作、博客写作会造成某些女诗人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的现象,“新红颜写作”对于其“群体”而言,无疑是在传统发表、出版以及纸面媒介之外,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另一方天空”。当然,从网络写作的兴起与纸面媒体(发表、出版等)之间固有的“张力”来看,“新红颜写作”的出现也体现了网络写作特别是其“发表”上的迅捷性、个人性甚或随意性。在减少程序化的周期长、审稿严、人情关系等主客观存在的制约因素之后,“新红颜写作”可以使诸多“新”的“红颜诗人”迅速传播、阅读进而获得他者关注的目光与登场的权利,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网络技术、博客资源与新形式的写作,在着眼于历史和比较的视野时,自然会呈现出自己崭新的一面。

当然,与写作媒介的变化相比,“新红颜写作”之“新”更在于其自身具体写作的独特之处。结合“海边对话”与近年来新一代女诗人的写作,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认识:其一,生命的底色与自我的揭露。“新红颜写作”之所以获得命名并成为一个可以具体指认的“群体”,其实一直存在着网络写作将“权利”回归大众之后,某些诗人颇具水准与个性的写作前提。在那些从万千“红颜写作”中脱颖而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当代社会生活、生存焦虑带给她们的压力。她们以诗的方式缓释焦虑,展现精神上的投影。虽然,这一过程遍布精神的孤独甚至悲剧意识,但无论是网络在写作与“发表”时存有的“独立性”、“私密性”,还是表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本身就呈现了诗人勇于承担、“带着镣铐舞蹈”般的自由状态,都使“新红颜诗人”着力于生命本真、命运思索灵魂剖析的呈现。其二,传统经验的反思与回归。传统经验在这里既包括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古典气质的再现,同时,也包括不同个体对于上述经验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发掘。以目前势头正劲的“80后”女诗人李成恩的创作为例,“以‘汴河’为主体的系列诗章,采用铺排的语势和镜头剪辑的笔法,在历史的追味与现实的采写之中,将诗人的童年记忆和少年感知艺术地呈现出来。诗人视野开阔,意象取用自然平实又颇具诗味,诗歌语言纯熟老到,不蔓不枝。”[3]在上述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到“汴河”这一审美符号甚或代际标识承载怎样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容,而事实上,在《汴河,虞姬》、《汴河,垓下古战场》、《绝句》、《梅花三弄》等作品中,我们也不难察觉“历史”、“文化”、“记忆”甚或“地域”等意象和内容,如何在一个诗人笔下的复活。然而,从诗人的年龄、代际以及客观经历的生活经验来看,上述倾向似乎又是“超乎想象”的。是以,在活生生的诗歌面前,我们或许惟有“这本就是一个诗歌问题”来粗略的作答。其三,独特的气质与“出手”不凡。正如网络本身的千姿百态一样,“新红颜诗人”从来不乏那种颇具灵性、诗才奇高的女子。以“身在今天的北方,心在民国的江南。四分之一旗人血统。美术专业毕业。写诗,是为真实地活着”[4]面目出现的施施然,虽然起笔仅仅数月,但其影响从评论者的关注程度、博客浏览量、读者留言等方面加以考察,其时而凌厉、时而婉曲的写作,俨然已对诗坛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作为一位随意游荡、漂移于神话、历史、文化、名著、现实与现代、后现代的诗人,施施然广阔的视野和随意拿捏诗行的精准程度无疑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她的出场和倍受瞩目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才华和技术的“共谋”,正是网络诗界的喧闹、权利的分边和才华的“机遇”成就了她现有的接受程度,而这一现象对于曾经女性诗歌的历史而言,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新红颜写作”的命名与出场,很容易让我们从“朦胧诗”阶段起步的女性诗歌回顾历史,进而比照其生成方式及相关内容。回首自80年代以来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脉络:以舒婷开启的女性写作,曾以发现、讴歌、独立的方式唤起女性诗歌写作的春天;而后,是“第三代诗歌”中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诗歌阵营,在融合西方女性写作资源的基础上,再造“女人”、“黑夜”意象;再次,就是自90年代绵延至今的“个人化写作”、“在现实中敞开”等关于日常生活女性视野与生命体验的书写……与上述女性诗人相比,“新红颜写作”既明显表现了世纪初的氛围与姿态,同时,又以写作媒介、出场方式的更迭与变动和前辈区别开来。当然,鉴于代际划分及其历史命名在2005年之后逐渐升温并俨然形成“画地为牢”的趋势,“新红颜写作”似乎难以避开落入命名“窠臼”与“陷阱”的嫌疑,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新诗史上的每一次写作命名都必然带有“介入”的倾向和“权利”的成分。因而,命名的合理性从不在于命名的本身,而更多在于它发现了怎样的现象并获得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写作本身的印证。这样,如何从写作和群体本身对“新红颜写作”进行有限的确认,无疑会凸显这一命名(同时也是提出者本人)的诗学价值。

在充分结合上述“新红颜写作”独特性的基础上,笔者以为:“新红颜写作”应当从性别、权利和“自我”几方面去建构属于自己的“代际命名”。首先,在代际划分及其概念命名风行的今天,“新红颜写作”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其“截面式的”确认方式。这一命名一旦获得较为稳定的认识乃至认可,那么,其相对于历史的承前启后的意义必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得到延伸,这一关于行进中诗歌史的沉积与叙述的问题,其实是对诗歌写作的“当代性”及其地质构造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挑战。如何在“70后”、“80后”、“90后”等这些流行语汇之外开启另一重意义、结构的命名?我想:这是提出者、评价者都应当警惕的问题。“新红颜写作”是否会产生望文生义的问题?是否会因偏于一端,比如:网络、女性等,而产生相对泛化的态势?这既是某种历史问题,同时又是某种现实问题。

与上述问题相应的,是“新红颜写作”自身的“生存权利”问题。尽管,就社会文化的角度而言,女性写作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已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如何保持自身的性别意识、写作特征仍然是女性诗歌写作的重要价值所在。实际上,无论就写作的历史,还是就网络时代的展示空间来看,“新红颜写作”都会因命名而生成新一轮的“再造想象”;而从“新红颜写作”目前的指认状态来看,新生群体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可以预测的资本实力,因此,能否完成对历史和同期诗人的超越进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必将成为确定“新红颜写作”地位及其有效提升的重要课题。

如果“新红颜写作”在指认和研讨中获得了身份的确证,那么,如何成为“自足的一代”也必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既然“新红颜写作”已经在“对话”和进一步的言说中明确了自身的“新动向”,接下来的话题无疑是如何获得更为精准的划定以及极具代表性的个案分析。显然,仅从网络写作的角度考察“新红颜写作”的动向最终会限制其广度与深度,因为,详加考察可以归纳入“新红颜写作”群体诗人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其正不断向传统发表意义上的诗坛靠拢,并且其中部分诗人从被认识之日起就是笔涉多面。所以,在网络媒体、创作新质等决定“新红颜写作”面貌的因素之外,如何从诸如地域性、群落性、写作时间、年龄代际等方面加以解读,必将为“新红颜写作”获取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而在这一前提下,诗人古筝的“‘新红颜写作’的命名,我个人理解,是应该可以用时代来划分的,即指向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从诗坛涌现出来的一批女性新面孔,并很快脱颖而出的那一部分,她们以女性身份介入诗坛,但她们的写作也并非全部都是女性化的,红颜只是我前面提到的性别身份”[5]的看法,就不失为解读“新红颜写作”过程中,一种颇具观点性质的认识。

 

 

在“海边对话”和稍后的论述中,我们看到“新红颜写作”目前大致包括重庆“红粉军团”以及横行胭脂、李成恩、施施然等分布各地的“散兵式”诗人。这一态势,充分表明“新红颜写作”就群落、集体意义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虚拟性与模糊性。客观地说,“新红颜写作”自生成之日起,就会因为所指与能指的“不确定性”,而容易遭至“他者”的曲解与误读。实际上,从“‘新红颜写作’的提法,相当小资,可做甜品选用,但不宜以正餐形式推出”的质疑声中,我们可以觉察出“新红颜写作”在命名上的科学性、严密性的问题。不过,就提倡者和写作者本人的态度来看,“新红颜写作”似乎也并不担心来自质疑一方的声音,“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后,大量年轻优秀女诗人的涌现是一个客观事实,她们才是真正的主体和主角,这不会因我们的命名而改变。至于怎么命名,其实是可以讨论的,也许可以提出更好的称呼,但这一现象也需要理论家和评论家去把握、研究和总结。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6]李少君的回答已经从主客观两面把握住了“新红颜写作”的有效内容,至于“新红颜写作”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最终获得怎样的河清海晏,自然会通过历史化的方式加以检验。

客观地讲,在当前命名走俏而又仅仅局限于代际、线性时间概念的背景下,对于女性写作因地制宜的加以命名会增加诗歌认识的丰富性与层次感。考察世纪初女性诗歌写作的历史及其队伍构成,女诗人普遍的职业化、高素质以及对于生活的认知方式,都使其可以不断在将生活经验诗化的过程中拓展新的写作动向。也许,在网络空间上贴上自己的照片,进而将感受附加其上,本身就呈现出“这一批”女诗人的外放倾向甚至是某种表现欲?!但从更为深层的文化角度来说,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快乐原则”、“欲望消费”等价值取向也时刻影响着这一时期女性写作的各个层次。一方面,在不断年轻化、素质化的过程中,女性对于个体解放目标与价值实现的目标越来越高,一方面,是消费意义上的女性诗歌写作在接受、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与上述主客观理想之间的“离心力”,这种堪称源自某种文化、时代焦虑的心态,一直呈现着创作主体与其生存境遇、文化氛围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而这种复杂纠葛的关系能否诞生主题学意义上的“新红颜写作”呢?“新红颜写作”如何体现“未名”写作时代自身的“共名意识”,进而呈现属于女诗人特有的精神意象群呢?这种从表面的、概念的到精神的、气质的滑行轨迹,应当成为“新红颜写作”的生成图谱和意义的审美呈现。

至此,在命名的“拓展”和群体的“指认”中,我们大致呈现并分析了“新红颜写作”的若干问题。值得补充的是,与那些来自正反两面关于“新红颜写作”命名是否科学、合理的研究相比,本文更着意于“新红颜写作”的具体指认与历史沉积的可能。这种极有可能被视为是“避重就轻”的行文策略,实际上已然肯定了作为诗歌范畴意义上的“新红颜写作”存在的可能与理由。当然,作为一种结论,笔者更倾向于从网络打字版上萌生的“新红颜写作”与“80后”女性诗歌写作之间的“契合点”,同时,也期待那种作为世纪初诗歌创作分支和当代女性诗歌创作分支意义上的“新红颜写作”,而这些,既是其命名的出发点,也极有可能是其“权力制衡”意义上的历史归宿!

 

 

注释:

[1][2]李少君、张德明:《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201051日,见“张德明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deming.

[3]2009年度“井秋峰短诗奖”授奖辞》之“李成恩部分”,《中国诗人》,20094卷,67页。

[4]见“施施然博客”,http://blog.sina.com.cn/lurushi.

[5]古筝:《关于“海边对话”》,http://blog.sina.com.cn/njgz.

[6]《〈文学报〉关注“新红颜写作”》,2010520日,见“张德明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ngdeming.

 

 

张立群(1973—),男,汉族,辽宁沈阳人。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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