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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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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世界里的女性诗歌  

2010-06-14 01:1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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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世界里的女性诗歌

——谈“新红颜写作”

 

罗铖

 

伍尔夫在《文学与性别》中有一种写作构想:“当他们写作时,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只诉诸人类灵魂中那一片无性别的疆域。”[1]其实,女性诗歌从来都在不断地从自我的生命体验中构建一种超越性别的特性。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在众多素雅的文字、奇妙的体悟、灵动的思想、丰富的情感中洞察到超越性别的普遍的生命意识和共通的人文关照。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女性的独立意识尚处于萌芽期,女性诗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我寻找。即使像舒婷这样的女性诗歌代表,也未能通过诗歌建立起独立的女性意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为代表的新女性诗歌出现了,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更加独立的个体意识,在诗歌中注重对自我身份的拷问,注重对个体心灵的解剖和分析,甚至开始从女性敏锐细腻的视觉去关注人性的终极问题,由于这种女性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而使女性诗歌发展到想当高度的自省阶段。90年代后期,女性诗歌在商业市场的刺激和影响下,遭遇了一个尴尬的现场,当然,这不仅是女性诗歌所要面临的,整个文学形态都在市场的手段与阴谋中迎合了男性的话语霸权。所幸,我们依然能看到周瓒、蓝蓝、虹影、杜涯等女诗人的独异和宁静,本真与纯粹。这也表明女性诗歌在自觉地维护着灵魂的深度,并在日益浮躁功利的世俗面前不断地在创造出一种独立的精神和高远的品质。

我一直认为,当下的女性诗歌在一种表面的繁华中也始终保持了潜在的安静与从容。近几年来,众多刊物和各种选本不遗余力地推介女性诗歌,不仅说明了超越性别的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已经确立,也说明了女性诗歌已经走向主体的成熟和更为宽泛的自由和独立,一切只不过是思想上的确立和形式上的指认。

新世纪前十年的女性诗歌在主体上是明媚绚烂的,尤其是随着传统传播媒介的拓展和新的传播方式的发展,女性诗歌展现出更为广泛的个性特质和更加深厚的人文情怀,无论是创作的取向,还是写作的精神,无论是沉静的内省还是深远的反思,都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明朗清爽之风。

不容置疑,网络作为全新的传播媒介,也给女性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不久前, 李少君、张德明在《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中将一种新的女性诗歌现象命名为“新红颜写作”。他们在对话中是这样描述的:“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后,涌现出了大批年轻优秀的女诗人。这些女性诗人的职业与身份越来越多样化,她们大体都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很多人在开博客写诗时,还很喜欢贴照片展示形象,我觉得这种诗歌写作不妨称作‘新红颜写作’,一种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与以往女性诗歌有所不同的现象。”[2]

网络,尤其是个人博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改写了诗坛的格局。首先,是加强了诗人创作的自主性。由于网络作为新的发表载体,作者发表的功利性就逐渐减弱了,由此就使写作具有了高度的自由,其作品就更多地呈现出日常生活经验的主动、尖锐与细腻,更好地表现出女性意识的高度自觉和自我彰显。诗歌也就因题材的广泛、个体经验的差异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包容性。其次,是诗歌交流的多样性。最为明显的是作者能迅速地从被动变为主动,大量的跟帖与回复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与整合,从而使作者与读者在一种更加开放的视野中共同提升。即使是诗歌的旁观者,也能从别人的交流中获取信息,获得阅读的自足与某种情感的对应。再次,是诗歌标准的复杂性。由于传递的迅疾和极大的普及性,越来越多的读者表达出了自己的阅读渴望和心理诉求,也就形成了纷繁而庞杂的阅读审美趣味,诗歌标准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游移,当然,审美尺度的缺失也在所难免。

可以肯定的是,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也因为它特有的开放、自由和主客体之间的平等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主动性、自觉性和随意性。创作者可以宣泄吐露,也可以悠然宁静;可以消遣娱乐,也可以苦吟寄托,可以浪漫唯美,也可以尖锐深刻,可以灵动飘逸,也可以深邃超脱……当然,无不显示出一种自我实现、自我构建和自我超越的风度。从诗歌演变的角度来讲,这种局面体现出了诗歌本体的构建与发展。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个虚拟的世界相对传统的纸质媒介,性别的比例差越来越模糊。李少君、张德明在“新红颜写作”这个命题中所提及的众多女诗人就是明证。

那么,在“新红颜写作”这个命题之下,我们该怎样审视这种新的女性诗歌现象呢?

我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诗歌写作中,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一定的体悟和确认是必然的,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写作的态度。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抛弃政治秩序的象征视觉和话语霸权的惯常思维,以一种平和、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评断这一诗歌现象本身。

张德明在题为《“新红颜写作”:一种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一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施施然真正开始诗歌写作是200911月,距今也不过半年。半年内施施然就相继写出了《带上我的名字去轮回》《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印在书上的码头》等颇有艺术质量的诗歌作品,并相继在《羊城晚报》《诗选刊》《山东文学》《天涯》《诗刊》等刊物上登载,不少诗作已为读者所熟悉和喜爱,这种诗歌生产、发表与传播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在传统纸介媒介时代简直无法想见。施施然在当代诗坛的横空出世,恍若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神话。”并且,还以山城重庆的女诗人为例,列举了金铃子、西叶、沈利、梅依然、白月、宇舒、梅花落、重庆子衣、红线女、忧伤樱桃、尹小安、海烟、吴维等女诗人,并称她们俨然构成了当代诗坛的“红粉军团。”

从个体到区域性的群体,这无疑已经展示出了“新红颜”们写作的独特性。尤为关键的是,李少君和张德明抓住了这一现象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这些女性诗人的职业与身份越来越多样化,她们大体都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们从一开始就能避开女性视角单一的问题,在诗意的经营、意象的把握、语词的运用、表达的技巧和思想的维度等方面都有更加丰富的展现,自然而然,加之诗人个体的差异,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多元化的女性诗歌审美态势。如金铃子的诗歌细微而尖锐;李小洛的诗歌舒缓而温暖;横行胭脂的诗歌真诚而温煦;吕布布的诗歌散漫而热切;苏笑嫣的诗歌朴质而空灵……

另外,“新红颜写作”中的女诗人在写作中没有刻意地强调女性意识,甚至女权意识,这可以看作是女性诗歌的一大进步。事实上,女性诗歌的绝好境界就是晓音在《女子诗报》上所提倡的诗歌宗旨:“反女性意识写作,建立一个崭新的女性诗歌审美体系”。

在这里,我有必要谈一下李成恩以及她所提倡的“胭脂主义”,她声称要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当下的人文环境、诗歌写作及视觉艺术进行必要的建设与修正。她反对男权社会过度的文化消费,主张回到女性的、古典的、传统的诗歌写作中来,主张回到属于女性主义所应有的审美原则上来。她认为胭脂主义不是粉脂主义,不是撒娇主义,不是女权主义。这些观点很好地体现了当下女诗人的一种自我特立的精神品质。我曾经撰文认为:“李成恩所提出的胭脂主义,有对男权文化消费的批判,有对时间的思考,也有对空间的重视,在当下男权为主的语境和文化消费霸权中,她试图建立的一种新的透明度和可视性,用审美的“照妖镜”来照这个纷繁的世界和自己。我想,她是想通过“个体”的在场来“看”与“被看”。并通过女性的、古典的、传统的诗歌来建设和修正当下的人文环境和诗歌写作。”实际上,这个被邱华栋称为“80后女诗人中的异数”的李成恩,其诗歌用“视野开阔,意象取用自然平实又颇具诗味,诗歌语言纯熟老到,不蔓不枝。”[3]来形容也十分恰当,但还不够。比如她对特殊地域的书写,对日常生活的阐释,对生命价值的关照都有值得分析和讨论的地方。现在,将她放在“新红颜写作”这个命题中来考量,李成恩也是颇具诗歌思想和作品实力的女诗人。

当然,“新红颜写作”中的每个人的诗歌都有自己的特质,他们的诗歌成绩已经引起了众多评论家的关注,甚至早已获得了无数赞誉,在这里我就按下不表。我没有能力读到更多女诗人的更多作品,但在我粗略的阅读一些之后发现,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周瓒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一文中认为女性诗歌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诗歌中有能够被称作“女性意识”的经验;二是这些经验正在被写作者不断地开拓和丰富,并最终赋予完美的或具有独创性的形式构造,而且,这种独创性的形式还有可能构成独特的女性文体和风格。

事实上,在“新红颜写作”这个命题之下的女诗人让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她们满足于表现个人的视觉,叙述常常有些简单随性。题材的趋同也使更多的诗人缺乏风格的深入开掘,温婉柔软的骊歌居多,深刻的爱痛与终极的关怀略微缺失。个人意识的浮泛化表现出泛诗歌美学的特征。从某种层面上说,至少还普遍缺乏一种整体意义上或者说是更深远意义上的对诗歌本身的重建或构建意识。现在的诗歌创作,本应该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开阔的未来。

周瓒曾经在《行动的诗歌与诗歌的行动》一文中这样阐述说:“我们说到‘女性意识’,实际上更多地强调从女性书写者的角度出发,对生活、生命、现实、记忆、传统、世界的一种独特的理解……”[4]

我想,诗歌是人在这个凡俗世界中的精神寄托,也是人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对自我的再创造,诗人应该在诗歌中实现对自身的极大超越。人的本质是自然,诗人的天分是使自然的力量得到更加完美的实现。因此,在诗歌创作中,无论你采取怎样的表现形式,都应该具有中国文化的精髓,都应该具有深远的人文情怀。翟永明不就写出了“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这样独特的诗句吗?

同样,张德明也敏锐地洞察出了这些女诗人另外的问题:“一些女诗人为了追求诗歌创作的数量,为了使自己的博客能日见更新,为了让读者能持续地来此光顾浏览,她们往往会将一些并不完全成熟的诗作迅速挂到网上,这些仓促而就、未及细致斟酌和删改的诗歌作品常常会显露出某种明显的瑕疵。”[5]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相信诗人有丰富的知识积淀,有不可替代的生命体悟,但这些在诗歌中运用起来却需要诗人充分的理性和适当的节制。绝不能表现出对生活表象的简单重述,在轻飘飘的诗意中获取小暧昧,小情调和小风情。更不可随意粉饰时代和社会给人带来的内心的焦虑和灵魂的灼痛,在若隐若显的语词中传达小伤感,小颓废和小悲情。我想,这就是“不成熟”的所指。这种诗歌数量上的单纯累积只是一种劳动,与真正的创作毫无关系。毕竟,就是抒情和表达情感也是决然不同的两回事。

每个诗人应该清楚写一首诗歌的动机是什么,每一首诗都应该有一个创作的出发点,即使动笔的起因很多,也必须保持思维的清醒和态度的严谨。如果在网络背景下的写作仅仅追求和满足于被“光顾浏览”,那么,这种浅薄的功利性毕将导致诗人处境的尴尬和整个诗歌生态的困窘。

清平在《对西渡提问的一些回答》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除了诗艺本身的权威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权威示人。”而且,“每一个诗人都应该时时反省,是否有将自己偏爱的,对自己触动极大而印象深刻的某些知识频繁地重复使用的倾向。”[6]这无疑是在警示我们要对日常生活有独特的发现,对自己内在的诗性有准确的估量,并对写作要有创造性的提升。

事实上,虚拟世界里的诗歌创作同样需要更多的诗人来共同构建一个精神的空间。从根本上来讲,这还是需要诗人自己有高度的自省和自觉。那些伟大的诗人,即使身处在如今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也不会有所改变。里尔克依然是辽阔的,勒韦尔迪依然是优雅的,荷尔德林依然是严肃的,艾略特依然是广博而精湛的……

当然,在“新红颜写作”中提及的女诗人,基本上是70后,80后和90后。在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中,很多诗人正处在转型期和积淀期,她们在生活中写作,在写作中实现自我。有时候,一个人付出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守候一个时刻的到来。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和这些女诗人一起,怀着真诚之心来静候那些优秀诗篇的出现。此刻,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因诗歌而纯美的微笑,记住那些因诗歌而骄傲的美丽,记住那些因诗歌而绽放的芬芳……

 

201068,四川绵阳

 

注释:

[1]《伍尔夫读书随笔》,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2]《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李少君、张德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e87540100ig0w.html

    [3]2009年度“井秋峰短诗奖”授奖辞》之“李成恩部分”,《中国诗人》,20094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4]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白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5]《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李少君、张德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e87540100ig0w.html

[6]《访问中国诗歌》,西渡、王家新编,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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