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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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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颜”写作的诗学意义  

2010-09-26 18:0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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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颜”写作的诗学意义

 

刘复生

 

“新红颜”诗歌写作正在受到诗歌界和民间阅读的关注,但对它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也非常自然的误解,以为又是一次女性诗歌写作的潮流。然而,那不是真正的“新红颜”诗歌写作。

“新红颜”写作是当代中国诗歌寻求新转折的一步尝试,是它将自己的根须扎向当代生活的顽强努力,借助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力的感性,一部分中国新诗试着进一步摆脱既往观念性的诗学亡灵的纠缠,开始寻找新的眼界、新的语言和新的感觉了。

因而,“新红颜”诗歌写作不是任何女性主义的产物或载体,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无关。如果说其中的确有某种女性经验的显形的话,那也不是刻意追求或凸显的特征,而只是一种自由写作的结果,一个不得不然的印迹。它不追求性别政治的正确――虽然这些女诗人们并不刻意掩饰,甚至乐于彰显自己的女性身份,但是,相比于此前的女性写作,“新红颜”诗歌分明去掉了性别政治的焦虑感和随之而来的偏狭与局促气息。林馥娜的说法或许代表了“新红颜”们普遍的认知,她说:“正如女性超越自我磕绊需要通过内省、反思、坚定意志,从而得到超越一般,女性的写作如果说要用观念的进步来说,则在这个社会时期应该跨越了‘自白’与‘私密’而向更开阔的前景挺进,表现在对自身以外的各种存在的关注与呈现和对技巧的磨炼及形成专业性的自觉上,而不止于情绪的渲泻。我们前面已有了翟永明、伊蕾们,我们可以不重走旧路的。”(《诗之性》)。在这一点上,“新红颜”们或许会招致那些坚持性别立场的女性诗人或理论家的不满,但在我看来,正因为她们不是刻意地,有选择性地强化所谓女性经验,她们才更加忠实于自己的经验,才更深地楔入到了自己生存的历史性中去,并由此找到了自己诗歌写作的更真实和广阔的意义。

“新红颜”写作完成了一次与父兄的有限度和解,但是,这种性别的和解不能消除更深刻的差异,这种异议不是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而是基于对世界、现实与诗歌的更深刻的认识差别。“新红颜”诗人们要通过诗歌建立一个新世界--不同于此前的女性主义诗人们钟爱的带有拒绝性的“自己的房间”,也不是独立于男性化的世界的隐秘的女性经验之堡。这次她们也要面向普遍的历史来写作(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试图面向历史与现实只能导致屈从于男性),但不同的是,这次她们可能比男性写作更靠近普遍性,更“先进”。这就是“红颜”,这就是“新”红颜。李成恩的回忆是富于症侯性的,作为一个诗人,她在父亲和故乡那里寻找到了自己诗歌血缘,她得益于这种传统,但同时她也认清了这一传统的缺陷与脆弱。(李成恩《我要找到我内心的律令》)现在,她们要走出这一阴影的笼罩,走自己的路了,她们带着的父兄美学的免疫力和跃跃欲试的好心情,出发了。对于红颜诗人,甚至对于中国当代新诗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不可否认,“新红颜”诗人们在诗中呈现的都是极具个人化的经验,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她们的这种经验又带有集体性的或时代性的鲜明印迹,折射着命运转折期的中国经验的复杂与暧昧。面对这种中国经验,不管是那些自以为高深的“纯诗”,还是过于随意的“口水派”都不能有效触及,对于令人失望的主流诗歌写作,新的美学突围在民间发动了。“新红颜”写作,既是网络时代的草根性诗歌写作实践的又一证明,更是女性写作在网络时代的有效展开,这次,草根写作与女性写作建立了历史性的同盟,幽居在日常生活中的女子们找到了网络这个既私人又公共的美学空间--网络诗歌写作对她们来说,意义要远大于那些男性诗人。草根性,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更集中也更生动的体现。横行胭脂说出了一个重要事实,“我所理解的‘新红颜写作’,它开一种普遍性写作的风气,这种写作的主体是女性,写作源点因网络而激发,因上网而打开了书写状态,继之以博客为载体,形成持续书写态势,人数众多,声势浩大。日常生活可能被流逝的精神之光,被博客接纳,大量的我行我素的文本,是这个风气的直接结果。自由而活跃,是‘新红颜写作’的最明显的表征。”(《天地深仁,女子多颜色》)。

另外,我对“新红颜”这一命名充满兴趣,它没有诉诸于理论化的,本质主义的界定,而是带有新晰可感的意象性。它的鲜明的中国古典风格,也在隐约传达着要创造新的中国想象的内在抱负。这一命名寄予了命名者的美好期待,这是一种充满青春活力,有着无限美好未来的写作天地。事实上,它也并不专指女性写作,众所周知,在中国古典语汇中,红颜是中性的。

有些人一直存在这样的疑惑,“新红颜”写作真的已经存在了吗?我想说,至少从它被命名起,它就真的存在了。这一命名的最大合法性并不基于现实可感的存在形态,而是对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的发现。对既存的现实加以命名,那并不是真正的理论批评的美德。“新红颜”代表着一种解放性的吁请,一种对正待突出地表的种子的发现与培植。它有它鲜明的历史针对性和诗学针对性,它用鲜明的“红颜”否定着老迈的诗学秩序的新旧权贵,期待将一种潜伏的解放性的诗歌力量呼唤出来,从而启示着新的视野和历史前景。

这是“新红颜”命名的最大意义。

 

(作者为海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博士,本文为首届新红颜写作诗歌研讨会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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