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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的博客

为日常化的理想欢呼

 
 
 

日志

 
 
关于我

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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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体,中西学为用(上)  

2010-09-08 09:3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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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体,中西学为用(上)

——答《中国诗歌》月刊副主编邹建军先生问

 

李少君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请简要回顾一下自己的诗歌写作历程。

答:

    我不知道怎么准确地来说,我是十岁就开始发表作品,有些勉强可以称为诗歌,十多岁写过一首《蒲公英》,获过一个杂志的奖,和叶君健老先生他们一起去衡山开笔会领奖。那时候文学活动总是很轰动,我们住在据说是蒋介石的别墅里,我至今记得那树林深处的森森冷意。在我老家,一个小县城湘乡,这算一件大事,被老师天天说,我有些得意但也很不好意思。还收到过几百份读者来信,很多是比我年龄大许多的人写来的。那个时候文学是时代的中心,很轰动也很疯狂。让人怀念但有时又不免怀疑。《蒲公英》似乎写的是漂泊的感受,我现在想起来也许那里面有些预兆,我现在就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飞到了海南岛,扎下根来。

    但我真正的创作,我想是从大学开始的,1986年左右,我在《大学生》、《湖南文学》等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诗,特别是所在的武汉大学校报,过一段就有我的诗歌散文,我们自己组织了一个“珞珈诗派”,在高校中有些名气,有时碰到一些教授,他们也会说:“你就是李少君啊”。我有些作品,在大学生里还很有些影响,比如《中国的月》、《中国的秋》、《中国的爱情》系列,被《青年文摘》之类转载,还被一些大学放在了诸如“诗歌名作”栏目陈列展览,也许我最早的读者就来自这个时候。这些年出去讲课,还会碰到人说读过我当时的作品。那个时候的诗歌,大都是一些青春的忧愁伤感之作,比较唯美,比如写的都是一些这样的句子,伤感是青春期特有的权利,这句话大体是准确的。这些作品,我有时候出选集还会选。算是一种创作了。

    大学毕业后,一度对社会问题和广泛的现实生活感兴趣,一则是因为自己的职业,我当了《海南日报》十年记者;二则是到了海南,当时被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各种试验、探索在此展开,各种人性和生活样式也在此演绎,大起大落,高潮迭起,喜剧悲剧悲喜剧同时上演,太精彩了,吸引了我所有的关注力,诗歌暂且放在了一边。我写专栏,后来是小说,后来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一起关注,后来又读哲学,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诗歌。因为在我看来,最终只有诗歌能安妥我的身心。

 

问:您诗歌写作的主要题材来源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神话传说还是新闻报道?

答:

    主要是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吧,我一直认可这样的说法:立德,立功,立言。在我看来,立德就是加强修养,完善自我,立功其实就是参与社会实践,要投入世界,去体验,去感受,只有先立德立功,最后才可能立好言。

现在有一种为写诗而写诗的风气,一些诗人除了写诗,什么都不干,而且自认为诗人后,工作也不做了,觉得自己是诗人,全世界都得为自己让路,对自己恭恭敬敬,别人该养着自己。我对他们的想法表示尊重,但不敢认同,他们也许很有个性。但在我看来,很多伟大的诗歌恰恰是那些从不把自己当作“诗人”的人写,他们的理想本来是干别的事情,比如李白老觉得自己有治国之才,把诗歌当成“雕虫小技”,只是最后无奈当了诗人。我理解,这就是诗歌的神秘之处,是“诗有别材”的最好阐释。为写诗而写诗,起码会导致视野受限,境界不高。古人说“高处不胜寒”,意思是只有你到过“高处”才知道什么是“寒”,否则你就写不出“寒”。当然此事不能绝对化,还有想象力有时会起作用,毕竟诗歌神奇之处甚多,但想象也总得有些基础的,不能太不靠谱。还有一种则是沉迷于语言的游戏,写诗如同智力练习,他们更热爱一种书斋生活,对这种我也很尊重,他们确实写出过一些别出心裁的诗歌,语言上有特别之处,但这也不是我心目中的伟大诗歌,比如博尔赫斯,一度被认为是大诗人,但如今似乎又被当成二流人物。

    我心目中的伟大诗歌,是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这样的,心怀天下,关怀庙堂,也关怀世俗,有一种向下的“草根性”,又有一种向上的超越性,或者说,姿态向下,精神向上。

 

问:您认为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三首作品是什么?为什么?

答:

    我自己其实说不清楚,因为自己的作品如何,自己有时候反而不好把握。我还是来说评论家们的看法吧,他们提得比较多的我的三首诗歌是《抒怀》、《神降临的小站》、《流水》,我想可能是这三首诗歌代表我不同的方向吧。

    关于《抒怀》,评论家敬文东称:“短小强悍的《抒怀》不仅是李少君一首具体可感的诗作,也是他关于诗歌写作的宣言。对于李少君来说,《抒怀》是一首元诗歌、关于诗歌的诗歌。它代替李少君表达了决心:一定要通过另一种方式,在一个了无诗意的时代找到诗意,而且是和古典传统接头的维度上寻找诗意。他迄今为止的大多数诗作明确无误地表明:他写的是当下的事物,但这些事物又散发着古旧的光芒;或者,他写的是古旧的事物,但奇怪的是,这些事物却散发着当下才有的那种光辉。”评论家张德明也很喜欢这首诗,说这首诗是“为日常化理想欢呼”,“当我读到李少君这首《抒怀》短诗时,恰如恍惚迷糊之中突然吹到一缕清新的风,内心不禁为之一颤,诗歌柔和静美、温情脉脉的艺术气质,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我,使我感觉到诗句虽短但分量十足,不失为优秀甚至伟大。

   《神降临的小站》曾为我获得广泛的声誉,很长时间被当作我的代表作,评论家田一坡如此评论这首诗:“当诗人在无名小站看得越远时,他也就越深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他所打开的世界越是广阔,他所呈现的心灵空间就越是丰富。最终,这种既是向外又是向内的开启被引向最高的地方:神所居住之地。正是在那里,我们才得以体味到那最澄澈最明净的心是如何把自己维持在丰富与开阔之中。”

   《流水》是我诗歌中争议最大的,在天涯社区差点掀翻了天,很短的时间点击率高达二十多万,成为天涯社区一周冠军,为了阻挡源源不断的跟贴,我不得不一度关闭跟贴。尤其有意思的是,去年打击网络黄色内容,这首已被无数诗歌刊物发表、被无数选本选入且被翻译成英文的诗歌,居然被删除,这首诗歌真是有着奇怪的命运,也奇怪地广为人知,有人把它下载在手机里,见到我后掏出来给我看。关于这首诗,既有人称“一支新奇生猛的‘流水’”,“诗句那透入骨髓的敏感与细腻”,“以叙事的方式将鲜活的时代生活情节植入诗意空间”,“用一个时代的表层图象解构着时代的深度忧虑”,也有人说是“流水时代的精神流血”。

 

问:您诗歌中的自然山水意象与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您认为诗人有没有必要关注自然山水?有没有必要关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

答:

    海南是一个自然生态比较好的地方,所以我的诗歌中出现比较多的自然也就很正常。甚至有一种说法,说海南是文化沙漠,我有时候和朋友讨论时都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现代人生活在大都市里,就是文化太多了,所以觉得压抑。弗洛伊德不是说过吗:文明就是对人的压抑。所以现代人渴望重返自然,那看每年那么多人热衷旅游就是知道,他们去爬山涉水,去深山老林,就是去寻自然之梦。海南就是一个自然的天堂。很多人看我的诗,觉得那些场景似乎是虚拟的,其实他们不知道。那都是自然之景,是我身边之景色,白云就在头顶,木瓜树栽在家门口,松鼠在院子里窜来窜去,而且,海南有大海,海这个自然的题材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比较少见,因此对于现代诗人来说是大有可为的领域。我最近不少诗歌就是写海的。比如《自道》,“白云无根,流水无尽,情怀无边/我会像一只海鸥一样踏波逐浪,一飞而过/……海上啊,到处是我的身影和形象//最终,我只想拥有一份海天辽阔之心”,还比如《站在大海边》:“大海是超强溶化剂/可以将一切忧愁烦恼消融/大海是巨型消音器/可以将所有喧嚣争吵吞没”。

    作为一个诗人,太有必要关心自然山水了。尤其在中国,自然可以说是最高的价值。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自然”是比“道”更高的价值。三国王弻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古代中国遵循着这“道法自然”的传统,山水诗因此成为最主要的诗歌品种,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亲密的相互参照与关系中。杜甫看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体味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苏东坡则“侣渔虾而友麋鹿”,诗人们在自然中流连,向自然学习,与自然为友,在自然中获得安慰温暖。所以说,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

 还由于自然是最高价值,所以,中国人对尘世生活因此看淡了,确实,与伟大的永恒的自然相比,人的那点小恩小怨、蝇头微利都是可以看开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们以自然为借鉴,因此取得了心里平衡,自然皆如此,何况人间。所以,诗歌也就给中国人提供了超越性的精神解释和价值系统。人们只要一吟诵起诗歌,就可以忘却忧伤烦恼。所以,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具有多样的心理疗养功能,诗歌释放不良情绪与反应,诗歌提供精神依靠与寄托。诗歌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对于我来说:自然是教堂,大地是道场,山水是导师,而诗歌就是宗教。自然是第一位的。因此,对地球的关注是必须的。我所在的《天涯》杂志较早组织国内的大规模生态环境问题讨论,为此形成的《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环境-生态》至今被翻译成近十种文字,被誉为“新世纪第一声绿色呐喊”,还曾参与发起过“保护虎跳峡”等运动,与中国最大最早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联合组织过“自然生活与思想”征文,都是因为这一目的。

 

问:您认为自己的诗歌有没有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说有,您是否可以用三百字以内进行概括?

答:

    我自己是糊涂的,还是用评论家们的话来概括吧。而且他们概括得很好。评论家杨庆祥说:“在他最优秀的那些诗歌中,他几乎毫无意识地被现代的招魂术召唤到了他身处的当下,最终,当下意识、现代修辞与古典构图法在诗歌中并置涌现,并呈现出某种惊人的协调一致。这是李少君与同时代的那些醉心于古典诗歌美学的诗人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李少君身上,旧式文人的热忱被一再裹挟进滚烫的现实生活,对于大地自然的向往与对于现代人内在精神尺度的探究共为一体。对于李少君来说,平衡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既是他诗歌的最引人胜之处,也是他诗歌写作的难度之所在”,他还说:一如美国现代著名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他在繁华的都市生活嵌入自然的想象,在与资本的亲密接触中形塑了诗歌的秩序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少君为古典诗学找到了它在现代的‘肉身’,也许只有从这种‘生活在当下’的诗歌观念出发,才会有李少君所谓的诗歌的‘草根性’,诗歌才能找到它在过去的‘根’和现在的‘根’,并把两者合而为一种包含了传统并超越了传统的现代诗歌美学。”

 

问:您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国现当代诗歌与西方诗歌,哪个方面对您的影响更大一些?为什么?

答:

总体上还是中国古典诗歌吧,以前老是讨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我的看法很坚定,当然是中国为体,但应该中西学为用,兼容包容中西学。原因其实很简单,我生活在中国,中国是我的现场,也是我主体置身的场境,我不可能将最高的追求定为尽量写得“像西方”,就像萧开愚曾讨论过的,八十年代的风气就是要把诗歌写得“很洋气”,那是当时的最高追求和评价标准。而在那样一种评价标准体系下,连唐诗宋词都不算什么,夏志清就曾以轻薄的口气说中国古典诗歌太短太简单,没有真正的所谓“史诗”,其实在中国传统的诗歌评价体系下,“史诗”就是一般说唱人的创作,是非常低而下之的,如所谓“唱快板”。当然,两种评价标准都会有各自的问题,如将之绝对对立也不利于诗歌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融合。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怀疑“史诗”,既然已经有长篇小说、长篇电视剧,这一重任还需要诗歌来承担吗?当然我也注意到如今不少诗人写出了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的“长诗”,如雷平阳、沈浩波、哨兵、朵渔乃至柏桦等,我仍心存疑虑。我心目中的诗歌,就是应该有感而发,触景生情,尽量短小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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