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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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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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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湖广诗会关注“当代诗歌的地方性”  

2013-04-19 19:59: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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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湖广诗会关注“当代诗歌的地方性”

 

2013-04-19 12:54:00 来源: 人民网


    人民网长沙4月19日电 为期三天的首届湖广诗会日前在湖南长沙举行。湖广诗会由湖南《明天》、湖北《汉诗》、广东《中国新诗年鉴》、广西《自行车》联合发起创办。诗会从2013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由四省(区)发起单位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顺序轮流举办,旨在加强四省(区)间的诗人交流,活跃诗歌创作。首届湖广诗会由《明天》诗刊举办。来自湖北的张执浩、余笑忠、小引、沉河、川上、艾先、陈强胜、柳宗宣、槐树、大头鸭鸭,来自广东的杨克、卢卫平、世宾、东荡子、唐不遇、方舟、江海湖、冯娜、刘春潮、谭畅、舒丹丹,来自广西的非亚、刘频、盘妙彬、罗池、吉小吉、原配、哑哑、丘清泉、曾骞、铂斯,以及湖南本地的谭克修、李少君、王晓生、横、远人、路云、草树、舒翼、吕叶、杨林、金迪、梦天岚、易清滑、吴投文、杨兰、谢小青、吴昕孺、七窍生烟、小抄、张吉夫、凌峰、云经立、李荣、谈雅丽、阿然等60余位诗人参加了首届湖广诗会。
    诗会的高潮部分是湖广诗歌论坛,论坛主题为“当代诗歌的地方性”,由湘籍诗人、批评家李少君主持。湖南诗人谭克修做了题为“当代诗歌的地方性”的主旨发言,大胆提出了“地方主义”诗歌流派,引起了与会诗人的热烈讨论。诗人张执浩、杨克、非亚就各地经验进行了介绍,对地方性主题进行了延伸。小引、世宾、余笑忠、卢卫平、东荡子、柳宗宣、罗池、远人、刘频、路云、草树、沉河、王晓生、吴投文、吉小吉、铂斯等诗人和评论家踊跃发言,阐述了各自对当代诗歌地方性的看法。多数诗人认为,当代诗歌的地方性这一话题具有特殊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本届诗会在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读诗会。与会诗人在著名古建筑专家湖南大学柳肃教授的讲解下参观了岳麓书院,并登上了风景秀丽的岳麓山。(松子)

 

 

从反抗到改变

 
张执浩
 

    来参加这个活动前我接受过一个访谈,题目来自于我多年前写下的一句诗:《长安不去了,我要回楚国》。在访谈中我解释道,这首诗里的“长安”和“楚国”分别代表了“中央”和“地方”,其实就是两个隐喻,但正是这两个隐喻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迷人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对中心话语的向往,或对主流话语的偏离,一直是中国文人挣扎的两极,由此产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文学生态。就我个人而言,有一种观念自我写作之处就在逐步形成,这观念就是反抗:从反抗权利话语,到反抗自我的慵懒,这几乎构成了我个人写作的全部激情。有人认为我身在体制中谈什么反抗呢,但很少有人知道我成为专业作家其实与一个叫邓一光的作家有关,正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敢于冒犯的勇气,让我明白了体制其实还有另外一面,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音乐学院继续教书。在很长时间里我把自己定义为“地下工作者”,一个身在体制外面的人并不完全了解体制的弊端有多大,我曾经和领导讲,在古代士大夫养那么多门客是让他们来提意见的,而不是让他们唱赞歌的,我们现在的领导起码应该也要有这样的胸怀吧。作为一个公民,我也要尽公民的义务,那就该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敢于发出真实的声音。正是这样的一些理念通过长时间的酝酿,才慢慢形成了如今你们看到的《汉诗》的面貌:不妥协,在冒犯中成长。
    一晃,《汉诗》已经办了六年,出版了21卷。最初的时候我对小引他们几个编辑同仁说,这样办三期就足够了,而现在看样子还要继续办下去。《汉诗》从一开始就想超越“官方”和“民间”这个两个概念,不是在二者之间搭桥,而是超越。我们要面向真正的当代汉语诗歌现场,所以我们抛弃了“第一流”的说法,而祭起了“第一线”的旗号,侧重于新人新作的发掘和展示。现在很多年轻诗人非常感谢《汉诗》,因为他们除了能在小圈子的民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外,几乎唯一能在公开出版上的刊物露面的机会就是《汉诗》提供的,然后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由此逐渐成长瞩目起来。直到今年最新的一期,我们才明确了《汉诗》的目标:“打造汉语诗歌第一刊。民间立场,公开出版。”现代刊物早已不是一个“发表的园地”了,它应该是一座设计精美底座坚实的平台,吸引各路优秀诗人前来展示他们各自的风采,编辑的工作就是要把台子夯实扎牢,但如何搭好这座台子,则需要我们的开阔胸襟和过人的胆识。昨天有个湖南朋友告诉我,他一定要办一本超过《汉诗》的刊物,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今后会与更多的有良知负责任的诗歌刊物出现,而不再是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
    今年《汉诗》第一期有一个新栏目叫:诗歌地理。这期发表了伊沙和陈先发,他们是两个风格完全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诗人,我们试图通过这个栏目梳理一下“第三代”之后那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成长和经验。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的诗歌地理呢?在我看来,每一个优秀诗人的出现都不会是空穴来风,他一定与他生活的现场有关联,那种关联既有风土世故方面的,也有文化上的。我不大赞同按地域来谈论诗人的写作,但诗人的成长却离不开他写作的环境。譬如湖北,在整个新时期的文学中,构成其诗歌主流的是乡土抒情诗和政治抒情诗,也涌现出了像饶庆年、熊召政、叶文福等代表性诗人,但从总体上来看,湖北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没有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虽然出现过王家新和南野,但很快他们就游离开了。湖北只有到了新世纪之后,现代主义诗歌的面貌才逐渐清晰地凸显出来,一方面是因为有一拨生于60年代的诗人长期浸淫于个人的创作,个体写作面貌逐步清晰,另一方面是因为网络论坛(或者,平行等)的出现,一些新媒体诗人的集体涌现。所以说,与其他地区相比,湖北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是整体滞后的。最近几年,国内许多优秀诗人喜欢往武汉跑,越来越觉得武汉诗人群已经构成了当代诗坛的重要一极。事实上,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以武汉为例,这座城市被长江汉水一分为三,无论是武昌,汉口,还是汉阳都完全可以独立成为一座城市。武汉是一个多元的多中心的地方,诗人们都散居在三镇各处,连聚一次会都非常困难。我想,在这样一种地貌下,诗人的性格自然会受到影响的,如果没有非常必要的日常生活的交集,大家完全可以固守各自的诗学理念,老死不相往来。于是,外界看到武汉本地的诗人都比较低调,甚至都在暗自较着劲,进行一种竞赛式的写作。这种写作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出现,他们相互呼应,形成了湖北诗歌的新面貌。
    我们常常说当代诗歌的成就如何大,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横亘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广大民众、读者并没有“分享”到我们创造出来的成就。这里面原因很复杂,但作为诗人中一员,难道不该自省一下:你究竟为诗歌付出了多少?我曾在微薄上说,当代诗人有义务培养一批自己的读者。去年,我们参与到了武汉市轻轨一号线的“公共空间诗歌”活动中,在轻轨沿线铺设了373块巨幅诗歌广告牌,此举给这样一座充满市民化的城市带来了一抹新鲜的或者说文艺的气息,也引起了外界的普遍关注。今年,我们介入到了《大武汉地铁周刊》,在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上推出“《汉诗》在线”,每周10万份免费发放。接下来,我们还将推进这个活动,在地铁沿线投放大批量的当代汉诗,慢慢培养诗歌的读者。我觉得我们《汉诗》的整个团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改变着武汉这座城市。如果说有成就感,这是我的成就感,也是我们武汉一些诗人的成就感。我们通过共同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慢慢改变一座城市,给这座城市注入了一种新东西。
    那句古话说的非常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是学历史出生的,我知道中国的文化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压过来的,而近代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总是从珠江流域向北方扩散的。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当代诗歌的地方性

 

草树

 

    地理永远是诗歌艺术中最鲜明的辨识标志之一。而对一个诗人来说,其气度、性情、涵养和处世方法,一定和地理有着深刻的关系。地理的教育是从童年开始,从故乡的草木和河流开始,它比书本知识有着更深刻的精神印记。而最主要的是,它大多是诉诸于直觉而非观念,因而形成的经验更是美学的,更能成就诗。扩大地理的外延,传统文化的因子,也可以纳入地理的范畴。因此,当代诗歌的地方性的两端,应该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地理灵性,一个是传统血脉。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地方性理解为本土性。
    地理元素出现在诗歌中,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悠久的传统。比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把听到胜利消息的喜悦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对仗工整,音律整饬。当代诗人中,也有不少诗人的写作具有引入地名的自觉。最突出的可能要属雷平阳,一册《云南记》,处处都是云南地名,以著名的《亲人》为例:“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不爱外省只爱云南,只爱昭通,只爱土城乡,只爱“我”的亲人,不能说《亲人》表达的是一种狭隘的爱,正是由于它的情感上的偏执和地理上的偏远,成就了它的艺术魅力:真实,诚挚,毫无伪饰,也合符人性。这种个人性的表达由于打上了地理的烙印,就更加容易识别。而艺术作品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在于它的个性或者识别度吗?
    地名因为其约定俗成还会唤起读者的其他联想和亲切感。它一旦进入诗意的融合体,就会显示一种极大的本体自足并无限敞开。从诗歌写作的深层机制看,地理灵性和生命经验、性情气质甚至文本格局,都是紧密相关的,甚至是诗歌的神秘性的主要来源。它不单唤起诗人的天赋,也给诗人以方法论。自然世界和心灵的呼应,有着神秘的管道,在每一个诗人那里,有着不同的秘密。这些秘密来自于地理在时间和心灵的沉淀。依附于某一片土地的人类生活,也会因地理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美学方式。
    地方性或本土性,和现代诗歌相关的另一端:传统,是一种血脉。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独立在他的传统之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反传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自有其意义。但是反传统不是割裂传统,传统是一种血脉。以什么样的方式接通传统的血脉,是当代诗人面临的课题。一方面,传统给语言带来了意义的包袱,需要解构、还原,一方面传统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论。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很大的传统即以杜甫为代表的新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它的源流一直可以追溯到《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当今很多人看来已经落后了,其实现实主义是无边的,可以是超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可能离开现实和当下,因而他的写作也不可能凌空蹈虚。凌空蹈虚,构建个人精神乌托邦的写作,我觉得是可疑的。文章要为天地立心。纯粹的精神性写作本质上就是神话写作,它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上而不是个人的身体,因而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个人名义的集体抒情,或者说集体的无意识,通过个人的舌头说出。从新诗前70年即有白话诗以来到朦胧诗为止,即是一部集体抒情的诗歌史。诗歌很少回到个体的人生、身体和日常。过去70年的诗歌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类似或不同于鲁迅式的“呐喊”,以北岛的“我不相信”那样的高音终结,那样的写作是与其说是个人的宏大抒情不如说是为时代代言,其结构是单向度的、封闭的,垂直的,判断式的,充满指令性和当局者式的语言暴力。而反观今天诗坛的乱象,我以为诗歌要面向人生,回归语言,具备一种冷静客观、坦率实在的精神。因此我也觉得有必要重申新乐府现实主义这样的传统的经典精神。
    人类的基本情感是一致的,只因为所受到的地理和传统的教育不同而有了不同方式,正是这种方式的多样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作为艺术作品之一,诗歌,同样要求有鲜明的辨识度。这种辨识度的彰显,也意味着个性,它和诗歌的个人性的确立,是相辅相成的。本土性只会强化诗歌的个人性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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