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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的博客

为日常化的理想欢呼

 
 
 

日志

 
 
关于我

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历任《海南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兼读书版主编。现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草根性诗学的提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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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谈”拉开序幕  

2016-01-24 22:07:00|  分类: 文学/原创,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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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将连续两年开展“百年新诗谈”大讨论,本专辑为第一辑,刊《文学报》2016年1月21日。

 

“百年新诗谈”拉开序幕

 

特邀主持

李少君


    主持人语: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强调艺术家要有“历史意识”,他认为,伟大的艺术一旦出现,整个艺术秩序和艺术史也会发生变化,此前的艺术和艺术家的重要性本身也会随之被重新认识,并重新排序。其实,诗歌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新诗发展已近百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新诗的理解和认识。几乎每一个写诗的人,也都预感到一个大的诗歌时代即将来临,因此,梳理传统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并尝试理解和把握当下的诗歌状态及其所处的历史位置。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各地就已在陆续举办各类纪念新诗百年的活动,而诗歌也似乎逐渐升温。2015年年末,有细心者根据媒体报道,统计今年的诗歌活动,发现还不算各地的小活动,公开报道的诗歌活动,就每周都有七八个,于是乎,网上哗然,网友开玩笑说真是“日日都有诗歌节”啊!确实,年初余秀华诗歌刷频;汪国真去世已勾起一些人的青春回忆。平时,微信上也全是诗歌,从“为你读诗”、“睡觉前读首诗”、“诗刊社”等微信公号到朋友们自发推荐的各类诗歌,感觉每天都在读诗……无论文学界还是普通民众,都有一个共同感受:诗歌热了,诗歌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培育,新诗开始为普通民众接受,当代诗歌开始进入一个上升期和活跃期。
     因此,在这样一个热闹而喧哗的时刻,冷静而理性地讨论诗歌尤其必要,因此,我们开辟这个“百年新诗谈”栏目,希望通过认真细致的讨论,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和繁荣。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迎接一个伟大诗歌时代的到来。在那个时候,具有美学典范性的诗歌和诗人将会出现,真正的诗歌现代美学标准将会确立,并最终建构一个现代的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精神价值,安慰人心。

 

 

 

百年多病独登台
                      ——关于新诗百年的“公众形象”

 

霍俊明


     尽管我越来越相信这并不是一个缺乏“好诗”和“优秀诗人”的时代,尤其是当我们回溯一百年来所涌现的经典诗人和代表性文本,但是对于一百年的新诗而言无论专业诗人和评论家如何评价如何肯定,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诗在“公众”和普通读者那里所形成的惯性或刻板印象并不乐观。甚至新诗百年的“公众形象”诸多缺陷、病灶和问题缠身,用杜甫当年的诗句“百年多病独登台”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我们该如何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百年来新诗的“公众形象”问题就变得愈益重要。我们不能不正视,百年新诗似乎仍没有建立起具备公信力的“自身传统”、“共识机制”和“权威法度”。这该归罪于谁——诗人?诗评家?读者?教育?媒体?“大众”?而在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社会和公众却往往是率先对诗歌发难。那么,“新诗”之“原罪”何以发生?也许,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
     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刷屏和微粉的眼睛经济以及新媒体批评和“大众评审”对新诗的评骘甚至指手画脚的习性甚至有些有恃无恐。“大众”和公共媒体更多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集体热议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能正是中国目前诗歌的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甚至这份悲哀来得让人无言以对。那么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诗歌的人却是对评价尤其是批判新诗充满了难以想见的热情。围绕种种诗歌外围的社会学争吵、新媒体爆点和公众的狺狺,我们必须为新诗的合法性一辩。尽管这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诗歌生态和文化环境的一些因素,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以及自身传统的缺失也是形成“公众形象”的重要原因。这既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自身建构的不完善且尚需时日,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话语幻觉。而新诗的多元化以及相应的判定标准是空前复杂的,而这对于新诗“形象”的确立与认定也是一个本体性的难题。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主义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如果你指出“诗歌到语言为止”,那么米沃什却认为诗歌必须是“时代的见证”;当艾略特和退特(包括后来的哈罗德?布鲁姆)强调诗歌永远不参与政治、永远不对社会负责时不仅遭到当时麦克利许等诗人的严厉批评,而且中国的“诗言志”传统一直薪火至今。然而,很多专业诗人、翻译界和诗歌批评家却以为一篇文章能够引领读者和时代前进。尤其对于批评家而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诗歌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成程度上影响他时代读者的趣味?而事实上却是评论家一个个更像是站在舞台上的魔术师,手里拿着那顶黑色礼帽。他们用各种眼花缭乱又看似高深莫测的专业伎俩不断掏出花样翻新的东西。但最终,那顶帽子里却空无一物。在当下自媒体所催生的群粉经济和瞬间即时性屏幕化阅读的诗歌生态中,似乎每一个诗人和读者都拥有了对诗歌发表、点赞、转载和评价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似乎诗歌正在进入一个空前民主化的阶段。但平心而论,这种自由和民主以及开放在带有一定程度的乐观意义的同时,其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圈子化、利益化和自大化、膨胀性的倾向更是毋庸讳言的。面对自媒体阅读语境下诗歌的“原罪”、诗人身份以及涉及到现实场域的“见证诗学”,面对着缺乏共识可言的激辩,面对着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现代汉语诗歌,亟需在“公众”那里拨正“形象”。这既是美学问题,又是历史问题。
     专业的读者和诗人、评论家一直语重心长甚至义愤填膺地强调或警告“普通读者”要“把诗当做诗”来阅读。可是真正把诗置放于公共空间,诗歌专业人士的“纯诗”愿望必然会落空。“纯诗”和“不纯诗”的相互博弈和胶着构成了诗歌史的两面。新诗与批评、阅读的复杂共生关系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以说清的,因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但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和“现代诗人”的“原罪”。但是,不要轻易认为“大众”和“普通读者”就代表了真理和正义,大众所构成的“阅读民主”既可能是一种观察角度,也可能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态度而成为偏见。
     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会被修改。一定程度上时代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反过来,如果一些诗人没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悲剧性命运以及能够被新闻媒体转换为点击率的文化资本,他们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中国?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常年默默写作的诗人仍然处于被公众和社会认知的“黑暗期”。指认一首诗的优劣,评价一个诗人的好坏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不要充当廉价的支持者或反对方,而应该去关注现象、问题背后的认知和评价机制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众效力?更多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将一首诗和一位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面对公共事件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哪个更具有重要性?道德的天平和文学的准星该如何平衡一个诗人和诗歌从内到外的优劣?而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诗歌更多时候是被置放于国家道德和民众舆论评判的天平上。
     百年新诗形象与自身传统构建的关系必须被重提与重估,因为诗人的“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在古代缓慢的近乎封闭的空间里,诗歌的时间也近乎静止,而那些循环往复的意象体系也是如此。而当时代语境转捩如此超出人们想象的今天,我们在诗歌中需要抒写或进行对话的是怎样的“古典”?或者就当代汉语诗歌而言“古典”的有效性以及诗人就此的发现性和重构性在哪里呢?《山海经》中所载夸父逐日的故事世人皆知,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同样关乎写作的常道。夸父在逐日过程中喝干黄河与渭水,后渴死于奔向大泽的途中,死后手杖化作桃林(邓林),身躯化作山川。这在我看来就是身体(生命)的自然化和自然的身体(生命)化,二者正是主体与外物的精神交互和相互打开的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够在外物那里寻求到对应精神内里的部分,才能够让自我认知与灵魂发现在自然万有那里得到印证与呼应。
     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而诗人个体的“形象”却变得空前模糊。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新闻化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近年来诗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就在于此。所以,从诗人的“个体形象”而言,只有那些拥有了超凡的语言能力、修辞能力、现实介入能力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人才能够清晰地现象出面孔、线条、骨架的“个性特征”。
    “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于百年新诗的命运与“公众形象”而言似乎成了一个预言或诅咒,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新诗的失效和失败。实际上当我们从时间和历史的维度来看待,新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面对着污水和指责,诗人和批评家以及专业的刊物和编辑们既有责任承担和回应,也应该反思和省察自身的原因。对于新诗而言,自身的传统正在形成,而来路正长。新诗的“公众形象”总有一天会改变、会乐观和明朗起来。这是注定的,因为这是历史法则使然。

 


感受当下的中国新诗


                          林  莽

 

     当下的中国新诗依然处于多元共生,任意发展的状态之下。依然是无序的,充满生机的一片荒原。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的写作者,都呈现着人数逐步增加的态势。这一现象,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好转,诗歌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再次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网络,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为诗歌的传播找到了快捷,便利而有效地新途径。各种写作方式和写作群体都有着自己的联络,交流出口。上世纪不同群体间的相互批评,相互指责,剑拔弩张的形态也变得宽松和自然了。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自行发展,人们经历了以往的相互批评和争论之后,似乎变得通达和理智了,大多数诗人们见怪不怪,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了自身的写作,我们的诗人们变得成熟了起来。
     这种进步,让诗歌的大环境也变得良好起来。但从整体看,中国诗歌的依然是无序的,庞杂的,荒原生态的,这一点并没有多少改观。因为我们诗歌教育依然是失位的,诗歌批评依旧是缺少针对性的,诗人的生长,依旧是依赖自我教育,自生自灭,极少数有天分的幸运者成了材,大多数的诗歌习作者依然在荒芜中徘徊。中国诗歌依旧是一片生机盎然的荒原,令许多读者望而却步,心有敬畏,退避三舍。即使是文化圈内的人,对诗歌报以视而不见,言语尊重,内心不屑,或回避与茫然心态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近年的中国诗歌确实异常活跃的,诗歌阅读,诗歌朗诵,诗歌采风,诗歌节,国际诗歌研讨会,国际诗歌交流活动等等,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卓有成效的优秀活动,当然,大多数是走过场,完成文化任务,写进工作总结。诗歌奖项的数量和种类空前的多而杂,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应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诗歌奖,有的奖项奖金额数已达到几十万。但,许多奖项都是一次性的,能坚持多年并有明确宗旨与目标的奖项屈指可数。至于评奖标准,方式,程序等更是较为驳杂,各有各的标则和方式,正如前文讲的多种层次的诗歌群体,民间机构等,都在通过这一方式宣扬自己的诗歌主张和观念。
     近些年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为中国诗歌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网站,博客异常活跃。近两年的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更是如虎添翼。诗歌的精短,易于传播的特点更体现了它的优势,许多诗歌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有几万读者的关注,这在以往是很难达到的。
     总之,中国诗歌是一片充满生机的、自由的文化生态荒原,潜在着巨大的能量。是诗人、评论家和具有优秀文化意识的有志之士,大有用武之地的一片沃土。
 

      近些年。中国新诗一直存在着诗歌观念差异和写作方式的差异。上世纪末的“盘峰诗会”是一次先锋诗歌群体间诗歌观念差异交锋的集中爆发。虽然会议上体现的并不清晰,让一些并不了解新诗状态者误认为是诗人个人之间的义气之争。但种种潜在的诗歌美学观念的差异,一直在诗人们中间存在着。一些诗人在写作中会不断修正自己的思考,逐步走向高处。而有些作者,为了某种个人利益的诱惑,或缺乏更健全的艺术认知能力,而将一些观念发展向极端,以期得到自己用正常方式无法取得的效果。因而,诗坛的急功近利者、制造新闻与网络事件者以各种方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他们对中国诗歌的伤害远远大于一时引发的关注。某些时候,诗歌几乎成了人们借以取笑的题材。
     诗人沈浩波的《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一文,很好的概括了当前中国新诗写作者中存在的弊病。将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唯先锋是论,过分强调反文化,用修辞造句的技术遮蔽诗歌的灵性,这些“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技术虚荣心”的确让许多诗人背离了艺术的真谛。
     最近参加一个诗歌的评奖会,进入终审的大多是一些貌似先锋的,语句似是而非,结构莫明奇妙的作品。主办者讲,现在写乡土的人太多了,这些入选的作品才是诗歌的正确方向。
     中国诗坛这种运动式的,引导潮流的,突发事件的,制造事端的,借此达到某种成效,似乎是近年来的一种速效方式。他们忘记了诗歌是是源于人的生命体验、领悟与感知的语言的艺术。
     中国是一个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是有过许多农村生活经验的人,他们和乡村的土地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生命中是无法完全抛弃那一切的。因而,不是写乡土的作品太多了,而是我们的许多诗人,还没有学会如何表达,于是他们简单写作,模仿他人,写出了许多失败的作品。而我们许多编者,评论者以同情底层,关心弱者的道德意识代替了诗歌艺术的基本标准,让许多非诗和拙劣的诗作甚嚣尘上。
     脱离了真实的自我,丢失了真切的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中的细节,去虚妄的追求所谓的先锋和现代,凭空制造那些假大空的,虚假文化的伪诗歌,的确是荒唐可笑的。

 

     我的一位老朋友,对国内的两个大腕级诗人,有过很精辟的评议和感慨。其一说是:读某位诗人的作品读来如嚼马料(这样语言毫无味道的作品,无论此人有多大的名声,他的诗肯定值得怀疑)。另一说是:读某诗人的作品,就像打扑克,扣下的六张底牌中,谁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王八(故弄玄虚的,虚张声势,装神弄鬼的作品我们的确经常遇见,但因为唬人的现代主义外表,让许多人噤若寒蝉)。我想我们的诗歌批评家们应该学习他这种鲜活的语言表述方式,让诗歌批评锋利而中肯起来。杜绝那些捧场的,友情的,毫无针对性的,只看一点不及其余的诗歌评论方式。
     诗歌是文学中最有难度的写作门类,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与作为诗人的语言天分以及多年的潜心学习,很难成为一个有一定成绩的诗人。如何判断一个诗人,一定是从阅读他的文本出发。文本所体现的诗歌语言的艺术性和情感的经验与文化经验的呈现,决定着一个诗人的成色。
     现在许多的人对诗歌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道听途说,或根据以前的印象而人云亦云。有的诗人写过几首好诗,但其他的文本非常一般化,一直以一种虚名混迹于诗坛。
     忠实于自己的阅读,不被某些虚假的,貌似强大的说法所迷惑,从文本出发,去审视每一个诗人。
     当下中国诗歌走过接近百年的时间,我们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许多堪称经典的诗歌作品。因为有中国旧体诗歌的宏大背景,因为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地向世界优秀诗歌的学习,中国新诗具有了两个翅膀,它已经飞得很高,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我们如何将优秀的诗人和诗歌让更多的人认知,我们如何将我们的诗歌传播和诗歌基础教育做得更好,给诗歌以更好的文化空间,是每一位诗人,每一位评论家,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媒体人都应思考,并努力而为的。
                                     


台湾现代诗:参差映衬着大陆诗歌
                                   
                                         陈卫  

 

      由于地理位置与历史政治的特殊原因,台湾新诗与大陆新诗的发生并不同步。大陆在上世纪初提倡国语文学之时,海峡彼岸的台湾为日本所据。台湾新诗是在日语、台语及国语这三种语言中萌发。
     早期被称之为台湾新诗奠基人的有张我军、赖和、杨炽昌等,他们开创的新诗时代晚于大陆。192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诗社团如创造社、新月社等集中在京沪等地办刊、活动,于留学生、在校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之间发生较大影响,使反映现代生活的新诗逐渐取替了古典的旧体诗词,成为诗坛时尚。台湾也有新诗社,如风车诗社、盐分地带、银铃社等,他们的诗歌影响不一定来自中国新诗,也不一定采用汉语写作,他们受日本文化影响,用日语写作,所以,他们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影响力比创造社、新月社的要小。真正勃发并引人注目的台湾现代诗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由大陆赴台的现代诗人们发起带动。这些诗人,有的是已成名的诗人,如在台湾以纪弦为笔名的路逾,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以“路易士”的笔名常与戴望舒等诗人一同发表现代诗歌。有的诗人如余光中,尽管初到台湾时还是大学生,他在大陆已开始诗歌写作,从他早期作品《算命瞎子》的形式,足以看出,他的诗歌有着新月社中闻一多等诗人所要求的新格律主张。洛夫是学外语出身的军人,他曾在金门、越南等地做过翻译,后来从教。他对西方现代诗歌有足够的了解,促使他在中国的现代诗实验上有所作为。
     台湾的现代诗人们率先在中国诗坛提出“纵的继承,横的移植”、“主知”、“超现实主义”等诗歌观念,同时在中与西、古与今的纵横道路上进行了多种途径的探索。为什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当今读者几乎一致肯定这些诗人们的现代诗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书写现代人的现代生活。虽然他们借鉴古典或西方诗歌的形式,然而他们从中创造新的形式,追求风格的迥异。如洛夫早期的诗歌,呈现出更多西方现代诗歌的所有的氛围与冷调色彩,生死观的思考,使用相对晦涩的诗歌语言塑造神秘的诗歌形象。《石室之死亡》是他较早引起读者惊诧的作品,《长恨歌》使历史人物发生现代性的穿越,《白色墓园》将图像的感性与对沉思的理性结合一起,后来的《漂木》、《唐诗解构》又可以看到他回归传统时伴着现代舞蹈。痖弦的《深渊》里闪烁着五光十色的社会万象,有揭示、有反讽、有批判。罗门的现代都市诗与蓉子的古典意境追求,异质同构地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与抗拒,更表现出对美的追求。
     在台湾,还有一群诗人,他们出生于台湾本土,在当时为日本殖民地的岛内生活,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学习和书写使用的都是日文。如詹冰,不得不在中年学习中文,使用汉语写作,然而他的诗歌取得的成就不容人们忽视,他的儿童诗《雨》、图像诗《水牛图》等在台湾诗歌中属于独一无二的作品。吴晟、陈黎、苏绍连等诗人,也许与他们大多从事教育工作有关,相对重视本土写作、关心儿童心灵,吴晟的《吾乡印象》、《我不和你谈论》,陈黎的《妈妈的相簿》、《战争交响曲》、《为怀旧的虚无主义者而设的贩卖机》、苏绍连的《自己》等作品,在今天还会给我们带来默默的感动。
     由总体可见,台湾现代诗歌经历了多元的现代主义风格向个性突张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过度,诗歌由形而上的思考转向日常性描写,乃至碎片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的一批诗人中,陈黎、罗青、林燿德、夏宇不能不视为其中翘楚,他们的诗歌走了一条跟上一辈诗人不完全相同的道路。他们不再纠结于诗歌的古典继承还是西化选择,更富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意识是他们作品的共同特征。陈黎的图像诗《战争交响曲》、罗青的《吃西瓜的六种方法》、林燿德的《人人都想向我索要食谱》、《五十年代》,夏宇的《甜蜜的复仇》、《爱情》等,都不一定以某种约定的意象为诗歌的写作中心,解构传统诗歌意象、人生各种观念,使这一代诗人的诗歌有着突兀的新鲜。这些诗歌并非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诗人们尽量用冷静或调侃的文字表现对生活的另一种认识。这就好比,前代诗人用肉眼看世界,后代戴着五颜六色的墨镜或凹凸镜看世界。
     按性别分,男性诗人数量相对较多,风格创新与自信霸气相对突出。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老生代诗人除了创建诗社、创办诗刊,为诗歌观念而战,表现出对诗歌的强烈痴迷和忠贞不渝的情感,七八十年代活跃的中生代诗人在诗歌创新上也从未停止过脚步。比如陈黎等人在诗歌中进行音乐与图像探索,焦桐的《完全壮阳食谱》将实用的食谱与诗歌进行跨界的结合,使诗歌穿行于饮食、政治、情色、日常生活等书写中,营造出反讽与调侃的效果。
     台湾两个代际诗人所创作的诗歌给大陆诗坛带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大陆单一的政治抒情诗时代,而台湾现代诗发展繁盛。八十年代的大陆诗坛,吸收了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歌的滋养;九十年代的大陆诗歌,与台湾七八十年代的诗歌对接,很快就互相映照。如图像诗的写作,解构现代主义的诗作,再比如口语、叙事手段的使用。
     台湾现代诗歌中相对变化较小的是女性诗歌。虽然夏宇、颜艾琳的诗歌相对富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大胆触及传统道德观念和身体写作禁忌,然而更多的女性诗歌,将唯美意境与柔情语调,表现出与男性诗歌不同的性别特征。无论蓉子、林泠、还是席慕容、古月,林婉瑜等,温情、 柔美、和谐中不乏思辨,是台湾女性诗歌的主体特色。
    台湾诗歌的发展历程足以成为大陆现代诗歌发展的参照。 随着网络的发展,两岸交流的增多,诗人间走往频繁,诗歌的地域性或者时代性、政治性的色彩冲淡了不少。至于未来的走向如何?两岸的诗人和读者都抱着极大的兴趣期待。

 

新世纪诗歌的现实感问题

 

程一身

 

    诗歌的肌体内似乎并无感应世纪变迁的神经末梢,新世纪诗歌仍是上世纪诗歌的延续。当代诗人仍普遍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压力——不是不现实,而是现实得不够。所谓“现实得不够”未必是作者的自觉,更是外界的判断,这与诗歌的持续被冷落存在着因果关系。就此而言,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紧张的,但我并不倾向于让作者一味迎合读者,毕竟写作首要的是独立性。对作者来说,为自己写总比为他人写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新世纪诗歌对现实的书写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集中,流于表象了,而是以分散深入的形式融入字里行间。这种写作技术的进步不免让某些守旧的读者陷入失察的窘境,以至于以为这些诗不现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现实持一种狭隘的理解并因此不能深入捕捉诗中的现实感。在我看来,现实感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如果说创作是诗人从现实中获得现实感并把它转换成词语的过程,那么阅读就是读者通过词语把握诗人的现实感,从而认识诗中现实的过程。严格地说,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在词语中看到现实,但他可以觉察其中的现实感,即诗人对特定现实的具体感受、复杂态度和观念迁移,以及由此形成的赞美、讽刺、批判等不同风格。
     显而易见,现实感与现实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实是客观的,现实感则是诗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现实感固然有其主观性,但它是由客观事物引发的。不同的事物自然会引发不同的现实感,就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诗人中间也会引发不同的现实感,甚至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刻也会引发同一个诗人不同的现实感。就此而言,现实感并非单纯的主观之物,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如果说现实世界丰富多彩,那就可以说诗人的现实感变化无穷,因为有限的现实可以触发诗人无限的现实感。这正是诗多于物的一个原因。
     完全客观的诗并不存在,完全主观的诗尽管存在,但其中只有感,而不是现实感。大体而言,诗中的现实感可以分成三类:对自身的现实感、对他人的现实感、对物的现实感。诗是有“我”的艺术。无论什么事物,只要不和“我”建立有效的关系,就不能进入诗,更不能成其为诗。因此大多诗呈现的是“我”对自身的现实感,而那些局部细致入微、整体宏阔多变的诗可以提升为存在感,甚至囊括身世感等丰富的元素。值得提醒的是,写自身现实感的这类诗一般被称为抒情诗,而不是现实诗,其潜在逻辑是“我”太主观,因而认为此类诗不现实。本文有意扩展或纠正这种传统的认识,把抒情诗看成现实诗的一种,因为抒情诗是书写“我”对自身现实感的诗。对“我”来说,自身的现实就是身体,以及由身体完成的行动。尽管认识自身很难,特别是认识自己的心很难,但每个人对自身以及自身的行动都难免有所感有所思。这就构成了“我”对自身的现实感,并成为许多诗的主体部分。
      在我看来,写自身现实感的当代诗存在的问题是“我”的膨胀化和抽象化。既然无“我”不成诗,但太“我”也不成诗,至多是狭隘的诗。在这类诗中,“我”常常是孤立的,孤立于他人,孤立于尘世,任由“我”在诗的肌体里膨胀,不但不注重表达与他人心灵的叠合,而且有时刻意回避与他人的相通之处,追求一种仅为我有、他人皆无的独特性。而且这种独特性往往是抽象的,大多属于潜意识层面。写自身的现实感,却不能唤起读者的现实感,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就此而言,任何一首写自身现实感的成功之作都潜在地包含着“他/她”,包含着“他/她”对自身的现实感。当然,更多的时候,“我”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与他人的交往可以促成“我”的成长与变化,促成“我”对自身的认识和发现。因此,许多诗写的是“我”与“他/她”的关系,属于关系诗,如亲情诗、爱情诗、友情诗,以及“我”与陌生人的关系诗。“我”与陌生人的关系诗是个临时性的说法,我觉得它在当代诗中意义重大,因为它不局限在家庭范围内,也不是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而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对应着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代社会交往频繁,既有直接的商品关系、服务关系,也有临时性的共处。和亲情诗爱情诗友情诗相比,“我”与陌生人的关系诗似乎更能揭示当代社会的普遍状况与时代精神。由于彼此是陌生人,关系随生随灭,不能持久深入,要写好这类诗,全靠诗人对现实的认真观察和深入提炼,并把它熔铸为整体的现实感。这里不具体分析“你”,因为“你”其实是亲密的“他/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诗中的“你”并非另一个人,而是“我”或另一个“我”,这时的“你”出自“我”对自身的旁观。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写作实质上是诗人对自我的审视。
      相对来说,写他人的诗分明具有题材的优势,似乎这是更响应现实主义呼声的举动。不夸张地说,传统意义上的现实诗就是写他人的诗,似乎只有写他人才配得上称为现实诗。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从汶川地震以来,国内涌现了许多应时之作,但好诗很少。其中的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写他人不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驱动,而是迎合式的表白,或试图成为集体大合唱中的一员,那就很可疑。值得注意的是,写他人的诗之所以得到某些作者的重视,往往因为所写对象是社会热点,可以构成所谓的重大题材。事实上,大诗人更注重写自身日常的现实生活,对身边的现实进行细腻呈现和深入挖掘,并因此成就他们的伟大。拉金、希尼、沃尔科特无不如此。
      单从写作对象来说,写他人易,写好却难。因为他人毕竟是不同于“我”的另一个人,写好“他”比写好“我”更难。这导致不少写他人的诗写出的都是对他人之感,而不是他人的现实感,是一厢情愿地代他人立言。在我看来,写好他人的关键是转化,向“我”转化,和“我”建立联系。其基本要求是亲历、见证和沉浸。亲历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保证现实感,使感直接源于现实,最大限度地消弭现实与感之间的空隙。从电视或电脑上看到的相关画面尽管也能使人感慨,甚至震动,但那种现实毕竟是间接的、破碎的、瞬间的。很显然,这类现实诗的作者大多是凭想象力完成的,但在现实感的生成方面,想象力只能催生感,却很难生成现实,更不能保证现实的细节、丰满与立体效果。由此可见,对于写他人的诗来说,亲历往往不可或缺。即使不能亲历,至少也应做个见证者,保证自身的在场,以及对现场的整体感知和长期沉浸,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把握现实,写好现实。沉浸的意义在于,它能为“我”理解他人以及他人的现实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只有经历一定的时间,才能促成“我”与他人的身体接触与精神融合。就此而言,如果写他人,应把亲历或见证作为基本的写作伦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他人写好。
      由前所述,写好他人贵在转化,把“他”转化为“我”。至于转化的方法,此前的大诗人已树立了范例。从即事名篇“三吏”“三别”来看,杜甫成功的秘密在于和他人建立了有效的联系,或以观察者和对话者的身份介入其中,或设身处地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化身为他人,使“他”成为另一个“我”。正如张枣说的,“一个表达别人,如同是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或相对客观地描述对方,尽管这样,诗中仍会渗透“我”对他的现实感。因此,诗人写出的他人往往是和自己重叠的一面,至少是认同的一面。一切诗歌都是诗人的精神自传,是诗人“为自己绘制的肖像”(布罗茨基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从杜甫写的曹霸里不难看出杜甫本人的精神气质。与此相似的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面具理论也是用“他”写“我”。但面具写作的驱动力并非对他人的同情,而是掩饰自我的一种手段,甚至可以说体现出自我分裂的倾向。总体而言,写他人也得有“我”,无“我”不成诗,这对写他人的作品同样成立。
      写物的现实诗似乎是一个次要门类,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假相。且不说人也是物的一种,人离了他人无法生存,离了物同样无法生存。诗人都是敏感的,敏感于人,也敏感于物。咏物诗的传统固然已经削弱,但物仍是一种现实,而不是纯粹的象征体。对诗人来说,即使有象征性的物,首先也是一种现实。物给人的不只是精神的启示,更是客观的存在,这是物与人之间两种基本的现实关系。人生在世,就是和人与物建立持续的联系。所以物和人一样,也是一种现实,存在于时间中的现实,有地域特征的现实,千差万别的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和人发生关系的物主要是食物、衣物、房屋、器物、景物等。在特定情况下,气候风物也会成为人的一种现实,处于吹风、听雨、沐日、赏月等不同现实中的诗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现实感。
      物有自明的一面,但也有神秘的一面。事实上,物的未知部分对诗人更有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的复杂奇妙在于人与物时常相处却对物不明就里。这会给诗人带来一种亲密的陌生感。这种亲密的陌生感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可以说他人身体的神秘简直不可穷尽。更奇妙的是,人对自身也有神秘感,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往往混沌莫辨,难以掌控。神秘感显然也是一种现实感,它是由未知物或物的未知部分引发的感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诗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所谓“境”其实就是物的汇合。所谓“无我之境”并非诗中无“我”,而是“我”隐匿于众物之中,充当物的旁观者。王维的《辋川》组诗可为代表。诗中众多的自然物对诗人来说都是不无神秘性的现实,它们被诗人呈现出来,但其生灭流变却不易解释。也就是说,王维诗中的自然物表面上清晰可见,实质上却神秘莫测,而这正是他对自然物的现实感。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人造物也越来越多,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已几乎看不到自然物的影子。我无意说人造物不好,它们的确给当代人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快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代诗中,并改变了诗的传统,以自然物为主体的美丽意境已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造物穿梭于当代诗中。既然人造物驱逐自然物已成为现实,它们也就更多地促成了当代诗人的现实感。在我看来,人造物进入当代诗增强了诗的真实性,却抑制了诗的审美效果。从根本上说,因为人造物是发明之物,可以拆解组合,有机关却无秘密,更主要的是,它可以无限复制。人造物的这些特点对当代诗带来了不利影响,它倾向于使当代诗变得没有秘密,可以随便发明,无限复制。
      事实上,诗中的现实感并非可以区分得如此清楚。在许多诗中,“我”、“他/她”、物都是并存的,它们之间会形成诸多复杂的关系。最基本的是“我”与“他(们”)的关系,“我”与物的关系,“他”与物的关系(处于“我”的隐身式旁观中),以及“我”与“他”与“物”的关系。
       相应地,“现实化”即“现实感”的实现方式。具体地说,“现实化”就是诗人将“现实”转化为词语的过程。这应该比单纯地说诗歌写作更准确。关于“现实化”,孙文波在二零一三年底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提出许多当代诗看上去都是草稿,未完成的半成品。我对这个提法深有同感。当代诗给人一种草稿感,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诗的形体来看,古诗体制严整,韵律流畅,并形成了一套可验证的基本规则,诸如整齐、对仗、平仄等。作品是否已经完成,从形式上就可以判断出来;而当代诗就不行,在形体上毫无体制可言:诗行忽长忽短,随意跨行分行,诗行可合并可拆分,而且多一行少一行似乎都无关紧要。从词语运用来看,古诗中的词语既服从特定的形体,又呼应全诗的韵律,而且惊人的凝练,一首诗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美丽整体;而当代诗中的词语大多是松散的,几乎没有组织,也无章可寻。这样的东西看上去怎么都觉得是半成品。要改变草稿写作的现状,必须加强诗的形体建设,一方面可以注重分节,二行一节、三行一节、四行一节,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要注意节奏,在保证内在韵律的基础上尽量让诗行彼此均衡。
      在我看来,草稿写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和网络写作的关系需要警惕。网络写作出现以后,诗歌写作的草稿化程度分明加重。网络写作的德性是随意自由,即使写了错别字也不修改,是典型的一次性写作,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写作还生成了富于活力但混杂放荡的网络语言。随着网络写作的出现,临屏写诗取代了即席赋诗的传统,可谓当代的诗歌行为艺术,但由于当代诗未形成特定的体制,也没有相应的训练,临屏写诗又不屑修改,靠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只能算草稿。就此而言,当代诗人必须克服网络写作的负作用,以及由网络造成的浮躁心理。诗是推敲的艺术,或者说,不改不成诗,这也是一个原则。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生活得越靠后,写作变得越艰难。“古今不薄,中西双修”(张枣语),这是诗歌写作对当代诗人提出的内在要求。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可以说一切当代诗都是传统诗。因为审视历史难以消除当代视角,创新诗歌无法抛开传统资源。就此而言,当代诗是负担最重的,因为其中汇聚着越来越庞大的传统。要让新世纪诗歌成为创新的诗歌,当代诗人不得不对传统采取借重与回避的双重态度。借重的当然是写法,诸如修辞技术之类;回避的是题材,尤其是对同类题材的重复表达。换句话说,只有在对当代现实的书写中才有可能实现对诗歌传统的融合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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